中共党内“四大书家”，在书法上有着很深厚的造诣，其作品口碑载道、广为流传。行内有评价说：独树一帜的“毛体”，既有“二王”之秀逸，孙过庭之俊美，也有张旭之狂䪨、怀素之雄厚。在六、七十年代已达到巅峰”。
书法最怕只有姿态，没有来路。所谓来路，就是笔下能看出传统功夫。
所谓面貌，就是不能完全藏在古人影子里。四人之中，毛泽东的字辨识度最高，舒同的字最容易让人想到厚重端正，康生的字带着古拙和章草味，郭沫若的字则有明显的文人气和开张感。

毛泽东的书法之所以被称为“毛体”，并不是因为写得整齐，而是因为那股独特的节奏很强。横画像展开的山脊，竖画又常带着下坠的力量，草书线条飞动，但不是无根的飘。
许多题词和诗词手迹，放到今天看，依然能感到一种大开大合的气势。“毛体”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
它吸收过“二王”一路的流美，也能看到孙过庭草书的灵动，还带着张旭、怀素那种奔放不羁的气息。到了六、七十年代，这种风格更趋成熟，笔画收放更老到，整体气象也更完整。
不是单纯求险，而是在险中有势，在快中有骨。舒同的字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的“舒体”不像毛体那样扑面而来，而是越看越耐看。字形宽博，线条厚实，笔画之间有一种沉稳感。
看似平和，其实每一笔都不是轻轻滑过去的，里面有颜体的骨架，也有行草的流动。不少单位牌匾、报刊题名中，都能见到舒同书法的影子。
它适合悬挂，也适合远看，远看有气象，近看有法度。到2025年，舒同诞辰120周年相关展览和纪念活动仍被推出，说明“舒体”没有被时间冲淡。
很多人重新看他的字，会发现它最可贵的地方不是花哨，而是稳中见活。字写得厚，却不笨；写得规矩，却不死。
这种分寸感，正是老一辈书家最难学的地方。康生的书法常被称为“康体”，它的特点不在明快，而在古意。
他的行草带着章草味，笔画短促处有力量，舒展处又见控制。章草本身很讲笔法，如果只是模仿外形，很容易写得僵硬。
康生的字之所以被人讨论，正是因为它能把古拙、疏密和行草的流动结合起来。看“康体”，不能只看它像不像哪一家。
它有“二王”的影子，也有北碑的厚重感，字势有时收得紧，有时又突然放开。这样的书写方式很考验功力。
它不是温润一路，也不是单纯求漂亮，而是带着比较强的个性和锋芒。当然，谈康生的书法，应当只从笔墨本身来谈，不需要把人物作不必要的拔高。
书法作品能被研究，是因为它确有可辨认的艺术特征。一个人的历史身份和他的笔墨特点，不能简单混在一起。
把艺术归艺术，才能看清“康体”在书法风格上的实际位置。郭沫若的字，则更像学问和性情一起流出来。
他长期从事文学、历史和古文字研究，对文字结构本来就很熟悉。这种积累放到书法里，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开阔气。
郭沫若的行草常常笔画粗细变化大，结体不拘一格，整篇看起来有一种文气和奔走感。“郭氏书法”常见于题名、碑刻、纪念馆展陈和文化场所。
很多普通读者并不是专门学书法，却可能早就在某块匾额、某处题字上见过他的笔迹。到2026年，郭沫若相关纪念馆和书法艺术展示仍在持续，这也说明他的书法不是冷门资料，而是仍被社会文化空间接纳。
郭沫若的字，有人喜欢它的豪放，也有人觉得它不够工稳。这正是书法有意思的地方。
它不是数学题，只有一个答案。郭体的长处在于气息贯通，字与字之间有呼应，笔势敢放，篇章上有文学家的胸襟。
若只拿楷书标准去框它，反而看不到它真正的特点。把四个人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同一种书风的四个版本。
毛泽东重气势，舒同重骨力，康生重古法与章草意味，郭沫若重才情和篇章气息。一个偏奔放，一个偏厚重，一个偏古拙，一个偏开阔。
差别越明显，越能说明他们不是靠名气遮住作品，而是笔下确有辨识度。书法流传，靠的不是几句夸赞。
真正能留下来的字，要经得住反复观看，也要能进入后人的学习和讨论。毛体被临摹，舒体被研究，康体被辨析，郭体被展示，这些现象本身就说明，它们已经从个人书写进入更宽的文化记忆。
四大书家的作品能被反复提起，正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有“站得住”的地方。评价这类书法，最重要的是不神化，也不简单否定。
毛体的开张，舒体的端厚，康体的古意，郭体的文气，都有各自的艺术价值。它们共同说明一件事：书法不是把字写得像印刷体，而是把传统功夫、个人性情和时代气息写到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