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批评刘安国是叛徒，会不会遭遇暴力打击却又无法申诉或自保呢？
1948年12月中旬，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的灯火在夜雨里摇晃，副参谋长文强的军帽一侧已经被火星熏黑。他压低声音向身边参谋说：“如果再不突围，怕是天也亮不了了。”参谋没吭声，只递过一张最新战情。那张纸写满了红色箭头——八路军与华野合围之势已成，这位曾在黄埔四期名声不小、官至军统中将的川籍军人，第一次真切感到退路正一点点消失。
人们常说军统里混出中将是“龙门跳”，全局少得可怜。文强却做到了。早在1936年，他进入复兴社情报班，还只是个中校教官。戴笠看中他的胆气，郑介民欣赏他的手腕；三年后，上海的灯红酒绿里，他已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校处长。那些年，军统需要“能打敢杀”的黄埔出身，又要懂共产党的脑筋。文强南昌起义的履历恰好满足了这一切，他自己也乐得在夹缝里腾挪。不得不说，国民党内部复杂的保荐制，把许多人送上云端，也把更多人推下深渊。

东北失利后，蒋介石急需“会情报、懂前线”的人，文强顺势空降沈阳，挂了东北办事处中将处长的牌子。然而满洲寒风吹不走大势已去的阴影。到了淮海，杜聿明的指挥部如同被围在铁桶里的孤岛。那一夜里，文强随杜部突围未果，被解放军团团围住。短暂火拼后，他跟着大部将领一起成了战俘。
押赴北方途中，他始终昂首而行。有人记得他靠在车厢木板上，淡声道：“做人总得有个是非。”一句话，把同车的黄维听得脸色更青——淮海的惨败，几位兵团司令各有说辞，却谁也无法自洽。

1950年春，第一批高级战犯被送进功德林。这里推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的方针，大多数人都识相地写了认罪书。文强却在纸上只写三行：“一生爱国，自无反共；若言叛党，恕难苟同。”管教劝他，他摆手：“我自有主张。”说完合掌静坐，好像回到早年的读书时光。
几周后，押解来的新“室友”里，出现了保密局西南区少将区长徐远举。两人本就梁子不小，当年重庆城里，徐曾因故意扣押沈醉差点捅出乱子，如今再见，更少客气。饭后放风时，徐远举盯着对面的文强，“你口口声声不认罪，叛徒就是叛徒！”文强抬眼，“你读过《三民主义》么？我比你早入党十年。”他声音不高，却足够让小院里的黄维、王耀武都听得清清楚楚。王耀武抱着暖水瓶低声嘀咕：“这俩又杠上了。”

按说，功德林并不鼓励战犯互揭老底，毕竟改造依赖互助。可老军统与旧中央军本是隔着深沟，彼此提防已成习惯。沈醉后来写道，许多日子里，最难消化的不是伙食，而是几十年旧账。一句“你当年在桂系门口怎么对我”的埋怨，足以让整个院子空气凝固。
文强的倔强让管理人员颇费口舌。为了让他填“自白书”，工作人员拿出厚厚一叠公文，列举他的职务——复兴社上校、军统中将、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只是摇头。“我不是叛徒，”他反复强调，“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为国家。”在旁人看来，这分明是为自己辩护；在他心里，却是贯穿一生的逻辑。投入革命时，他认为救国唯有推翻旧政权；转向军统时，他相信只有以毒攻毒才能保江山。立场随势而变，可他自认始终对得起“救国”二字。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份“如山般的自信”让许多狱友选择沉默。康泽曾私下对沈醉说：“这人要么一根筋，要么一肚子算盘，惹不起也看不透。”而管理人员索性调整方法，不再纠结纸上的认罪，而是让文强担任文化课组长，讲黄埔旧训、讲淮海败因分析。课堂里，他谈到战术失当多于体制弊端，偶尔一句“人民战争不是传奇，而是现实”，又让听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959年特赦大幕徐徐拉开，名单上先行划掉了几位认罪态度良好的将领，文强不在其列。熟悉内情的人明白，他的确无血债，甚至在重庆关押期间救过不少难友，可他不肯承认“背叛”二字，程序上很难通过。那年深秋，他在铁窗后写下八个字：“少亦为人，多亦为鬼。”字迹遒劲，却透着一丝自嘲。数年后，随着新的政策放宽，他终被释放，但关于“叛徒”或“异类”的争论，却从功德林转移到书本与剧本，直到今天仍偶有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