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主席与周总理谈话时开了一个玩笑，没想到周总理随即作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
1964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海浪拍岸声中，国家计划数字与机构改革的问题被一次次摆上桌面。会上，一位部委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提到，“机关里人多事杂，拖慢了决策。”不少代表点头，周恩来低头记笔记，却没发表意见。到了夜里，他独自回到住处，埋头在文件堆里，身边只剩一位值班秘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各口上报的文件、外事电报、财政报表接连不断。为保证总理的工作节奏，西花厅旁设了一个小小的秘书班子，最旺时凑到17人。有人选编文件，有人盯电讯，有人守夜接电话，干线分明，可彼此间又必须随时顶岗。几年来，这支队伍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但也不断膨胀，难以避免出现环节重复、信息滞后的顽症。

秘书们最怕的，是漏报。一次，中美在华沙的会谈传真上午就到了中南海，整理人员却因优先级判断失误，把它压在公文夹中。午后，周恩来才在办公室抽屉里发现那份要件。“怎么现在才看到？”他抬头问。“刚编完要点，准备呈报。”秘书有些紧张。“立刻送作战室。”周恩来放下笔，语气平静。那晚，骑车奔波的身影在紫禁城旧墙根下穿梭，半小时后，电报已送至各个决策点。此后，值班规定被再度收紧：突发外电，先送原文，再补汇总。
忙碌背后，压力日积。周恩来索性把秘书们每周召来读书，自己自称“学习小组长”。他强调，懂业务，更要懂政治；勤快之外，还得会判断。可精简呼声并未停歇：国家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经费、人手都需勒紧。国务院各司局裁并时，西花厅能否继续维持“大本营”，也成了摆在总理案头的难题。

转折在距年底不久的一个黄昏到来。毛泽东赴西花厅商谈会议日程，随意瞥见廊下排班表。“咦，你这里的名字怎么还这么长一串？”他笑着说。“大家都在忙，哪有这么多助手？”一句似戏谑的话，却像石子落水，瞬间激起涟漪。周恩来闻言，只答了一句：“这就办。”谈话不过数分钟，却把多年酝酿的念头彻底敲定。
12月的人民大会堂气氛紧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机构革新方案时，周恩来趁机提出：总理办公室可以撤掉，只保留夜间联络岗。会场稍一静默，旋即有人赞同。此举既合中央提倡的“干部精简”，也顺应经济紧缩的现实压力。

1965年初春，西花厅灯火依旧，却少了昔日一字排开的办公桌。2月2日，周荣鑫受命召集原秘书们：有人调外交部，继续跟进对外谈判；有人转往总参，专管涉外军事情报；还有两位留下值班，专为紧急电话服务。会间，周恩来提议敬茶，“各自去新的岗位，好好干”。这短短一句，是肯定，也是送别。

外界很快发现，总理的示范动作带来连锁反应。国务院其他直属办公室人数迅速做减法，多余人员分流到基层单位，专业力量沉到生产一线。文件传递链条缩短，几道红头文件就能跑完全程，不再层层批转。有人感慨：一间房子腾出来，好像换来了一座机关的轻装。
回望那场看似因一句玩笑引发的决定，实则映照出当时决策层的清晰思路：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对准国计民生的主战场，领导机关自身先“瘦身”，方能给全国作出表率。短短几年里，从17人到2人，总理身边的这一减法，折射了一个时代对效率与责任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