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以一杯酒为代价，换回一亿斤粮食，成功让晋鲁豫三地百姓渡过饥荒！
1961年9月，庐山会议刚刚收尾，南昌街头仍弥漫着秋稻的清香，却没人有心情观景。华北、华中多省因灾减产，晋、鲁、豫的缺粮数字每天都在攀升，中央调度表上的空栏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
粮从何来，成了国务院办公室里最沉重的话题。翻遍全国库存，只有水稻大省江西还有周转余地。周恩来坐上南京路的吉普车时，文件袋里只有一张纸条：江西能不能再挤出三亿斤？没有人敢保证，也没人敢说不。

傍晚的省委招待所灯光昏黄，四方桌上一壶樟树大曲正冒着酒香。席间寒暄寥寥，气氛凝重。周恩来端起瓷杯，冲主管农业的刘俊秀微微一笑。“刘同志，这一口下去，可不是寻常酒。”他停顿了一下，“杯里，是三亿斤粮，喝得下吗？”刘俊秀握着杯沿，眼神在桌面上转了一圈，“喝！江西人不只喝得下，也挑得起！”话音落，二人一饮而尽。罗瑞卿见状拍手，“那就再来两杯，把事情彻底敲定！”酒过三巡，江西增调粮食的数字写进了备忘录，夜风吹来，仿佛把稻谷的清脆送到了北方。
并非人人知道，这杯“重如山”的酒背后，是总理早已付出的健康代价。七年前，他在日内瓦为朝鲜停战问题奔波。苏联代表团摆下烈性伏特加，杯杯见底，他面色苍白，却仍微笑答礼。临散席，他终于扶着墙弯腰呕吐，工作人员急忙关门挡住记者的闪光灯。第二天，中方代表团悄悄推迟返程，只为给首脑多几个小时的休整。

更早一点，1958年志愿军凯旋，那场庆功宴热烈得像沸腾的钢水。周恩来频频举杯，敬每一位将士。军乐队把《回延安》拉到最高潮，他竟被战士们拉到舞池，踢起了科目舞。醉醒已是两日后，他批示时自嘲：“误事，记一次教训。”毛主席批注：革命不靠酒，但有时需借酒行令。
如果把时间再拨回1925年，会看到另一幕。广州的简朴婚礼上，周恩来举起盛满米酒的小盅，看着邓颖超笑得像春水。“小超，今后你管家，我管革命。”一句话把周围同志逗得大笑。酒后他拉着蔡畅聊到深夜，连风扇都吹不散脸上的潮红。从此，邓颖超便常在出差前塞进一句：“少喝一点，留些精力给会场。”

1972年冬，医生在手术灯下找到了他体内的肿瘤，术后嘱咐：滴酒莫沾。周恩来点头。半年后，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到北京商讨援助。会谈结束，他提议去延安看看——“让朋友们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熬过来的”。6月9日，宝塔山下，窑洞里的灯光把墙上旧影照得摇曳。当地干部汇报：部分村组人均口粮仍不足二百斤。周恩来沉默良久，取过土陶碗，斟了一口自酿白酒。“先陪客人，也陪延安。”黎笋起身回敬：“敬您，也敬这片土地。”酒液辛辣，入口似火，他却没有皱眉，只道：“三年之内，把数字提上去。”
调粮计划随后东送太行、西援鲁西南，缺口并未消失，却因此渡过了最艰险的冬天。历史档案里留下的只是冷冰冰的数字，而当年那杯樟树大曲的辣味，却刻在许多人的舌尖记忆里。它告诉人们：在资源紧张、形势逼人的年代，一次并不张扬的举杯，也可以托起几省百姓的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