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刚驻扎村庄时，汉奸急忙向日军报告，却没想到竟被日本兵当场击毙！
1942年腊月的冀鲁边平原，雪线尚未消融，密布的炮楼和封锁壕沟像硬梆梆的铁网，把盐山一带的村庄分割成碎块。日军宪兵队奉行“囚笼”办法，白天巡逻，夜里抽点，任何一条消息都可能决定一次抓捕的方向。
盐山县第一区区委书记杨春茂只有18岁，却已经熟记附近二十多条暗道、三十余处夜宿点。他知道，联络电台和地形一样宝贵，走慢一步，情报就会落到敌手。那年正月，他与县委组织部长赶赴前良张庄布置减租减息动员，暮色里进村，天井里火盆还冒着青烟。

凌晨，保长在院口聚拢了十几名配皮靴的宪兵。追兵推开柴门，刺刀把草垛捅得乱颤。两名青年躺在草垛夹层，屏住呼吸。外头士兵骂骂咧咧，一刺刀扎下去，稻草簌簌落，尖刃擦着杨春茂的帽檐而过。幸好牛铃声响，地主家的老黄牛突兀地闯进院子，士兵回头驱赶，疏忽了最后一把草。危机就这么过去。
可第二天一早，村外机枪声骤起，整个张庄被包围。两人从北屋窗洞跃出，爬上片片蒿草地，“快，顺着菜畦！”马部长低声催促。子弹追着风响，杨春茂的棉帽被打出指头粗的孔，他滚进一辆赶集的驴车，车夫不动声色，一鞭子抽下去，车轮卷起雪沫，硬是把他带出了封锁线。
这种屡试不爽的“躲、人、运”配合，靠的全是乡亲们口口相传的默契。捆草垛要空心，拖车篷布要涂泥，谁家门框松动就能掀起藏人——这些生活细节，被战火逼成了经验。

然而，几次毫无先兆的夜袭让人心里犯嘀咕。1943年秋，小徐家庄支部开夜会，三盏豆油灯刚点亮，枪声就从村口传来。同志们冲出屋子，钻进高粱地。日伪用探照灯扫射，光柱下影子窜动。杨春茂趴在沟畔，被一位菜园老汉拉进瓜棚，老汉递过一双沾满露水的破布鞋：“娃，脱棉靴，脚印太显眼。”这一夜，三人各自突围，天亮后才在魏桥村会合。事情败露得这样准头，不像偶然。
疑云很快落到县侦察通讯站站长董金科头上。近来有人见他常去县城，回来时口袋里多了香烟、罐头。集市上，小孩指着他袖口问：“董叔，这徽章咋跟鬼子一样？”董金科脸色一沉，扔下一句：“别胡说！”

“他变了。”老乡低声告诉杨春茂，“眼神躲躲闪闪。”组织随即布下一份假情报——宣称县大队将于黄河故道集结。消息通过董金科的手，以极快速度送进宪兵队。第三天凌晨，百余名日伪从黄庄据点出动，沿着故道搜索，却被预伏的区小队打了个对襟。枪声四起，机枪点射，炸药筒呼啸，数十名侵略者被当场击倒，其余狼狈溃逃。
傍晚，镇公所的院子里传出一记短促枪响。董金科倒在雪地，旁边的宪兵军曹掸了掸枪口，转身入屋，没有一句废话。对他们而言，泄露情报的“工具”已失去价值，留着便成了累赘。

这场血的教训，让盐山根据地的情报保卫办法再上一层。联络暗号改换为旬更，通信员出入必须两人同行，村里则设了“耳目榜”，谁家见到异常动静，当夜就在门口挂破瓦片提醒。日军的封锁依旧严密，可村庄内部结成了新的“地下交通网”，线路更曲折，也更隐秘。
有意思的是，那顶被子弹穿透的旧棉帽后来被乡亲们缝补收藏，外面看不出痕迹，里层却仍留着焦糊的纤维。有人问杨春茂：“留着它干啥？”他淡淡一句：“提醒自己，走错半步，后面的路就没有了。”说罢拍拍额头那道浅浅的疤，转身又消失在傍晚的苇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