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毛泽东向一位富家学生借书，却被对方以“我的书有三类人不能借”为由婉拒，这是为什么？
1936年初春，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斯诺记录着毛泽东的访谈。说起少年求学，毛泽东忽然停笔，提到一位“能写会诗的同桌”，“这人敢跟我斗上联，下笔却是朋友”。这句淡淡的回忆，把人带回二十七年前的湖南湘乡。
清末新政推行新学，东山高等小学堂也换掉八股书，课桌上出现了地理、历史和《万国公报》。可要想读到更开眼界的书，往往得靠同学们彼此借阅。当时十五岁的毛泽东囊中羞涩，只能四下打听谁带了《世界英雄豪杰传》。终于，他听说萧姓同学的书箱里藏着这本“洋气”读物。

那天傍晚，毛泽东冒雨敲开萧家宿舍门。烛光下，衣着考究的萧三放下毛笔，半真半假地抬头打量来客：“想借书？先对上这一联试试。”
“若对不上呢？”毛泽东追问。
“那就列入‘三不借’。”萧三淡淡一笑。

萧三出的上联暗含“贵”与“目”，寄意读书当识人；毛泽东略一思索，便以“才”与“门”作答，气象开阔。对仗既工，又有锋芒。萧三怔了片刻，拱手称快，把书递出。几日后书本归还，扉页已密布眉批，红蓝相间，有处还划了问号。萧三见了，感慨此人读书之深，二人从此结伴论学。那场小小的文字过招，消解了阶层间的生硬，也让学堂里的“互借制度”显出真正价值——穷孩子与富公子，同样能在纸页间抵达世界。
再过五年，两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再度相逢。这里讲求“做事先做人”，杨昌济鼓励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课余时分，教室后排的几张长桌成了辩论角：“中国如何才能自立？”“先救国，还是先启民？”青年们拍案争鸣。“改造中国，岂止一郡一县之事！”有人高声而起，“说得好，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新民学会的雏形便在这股热烈中出现。毛泽东起草章程，萧三拿着钢笔添注修改。思想的火种，顺着湘江与铁路，延烧到上海外滩的码头。

1920年夏，上海细雨。萧三、蔡和森等挥手告别岸上的同学，登上远赴法国的邮轮。船尾汽笛拉长声音，毛泽东站在雨里，衣襟贴腿，却笑得亮堂。到巴黎后，萧三白天打工夜晚听课，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两年后又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聆听马克思主义最新课程，课下用俄语朗诵自作诗篇。那段时间，他与越南青年阮必成（后改名胡志明）结识，晚上对坐榆木桌边，短灯忽明忽暗，两人商量亚洲革命的路子。萧三还把鲁迅的作品译介给苏联文学界，引得法捷耶夫频频致信致谢。
1934年黑海之滨的索契疗养院内，一位金发姑娘请萧三教她中文，几页拼音草稿换来终身相伴。姑娘叫耶娃，后来取名“叶华”，并肩踏上回国路。1939年冬，经过西路漫长跋涉，夫妻俩抵达延安窑洞。毛泽东见到昔日同窗，朗声一句“老朋友，来得好”，递上旱烟袋。一阵粗犷笑声后，萧三提出帮忙梳理领袖早年事迹。中央同意，几十场访谈随即展开：朱德忆井冈，周恩来谈南昌，老炊事班长补充细节。1946年，《毛泽东同志传略》油印问世；3年后，《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在上海公开出版，并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为海外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中国革命的窗口。

新中国成立后，萧三转战另一条战线。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常驻书记，他出入亚非拉会场，胸前总别着中苏文艺交流徽章。1960年在下龙湾，他与胡志明重聚，二人并肩眺望碧海青山。胡志明指着远方开口：“山连水，水连山——”萧三接上：“中越情，情更长。”一老一少相视而笑，掌声掩过浪声。
晚年中风未阻其笔耕。1976年初，他听闻周总理病逝，扶着轮椅写下一首十六行诗，痛叹“肝胆照人间”。至1983年2月4日，萧三因病在北京辞世，终年84岁。案头那本批注累累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依旧放在书架显眼处，纸页泛黄，却见证了两位少年的一个雨夜、一副对联，以及此后穿越半个世纪的携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