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一位大陆记者在台北寓所见到了年过九旬的张学良。
当被小心翼翼地问起“是否想回老家看看”时，这位被蒋介石软禁了半个多世纪的“少帅”几乎脱口而出：“我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张学良的回答，有无奈，有顾全大局，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围绕这个话题，各方人士的私议与批评，从未停歇，有些话甚至说得相当难听。

在一众批评声中，同为东北人的台湾学者李敖，其评价最为辛辣，也最广为人知。
他给了张学良一个看似矛盾的“盖棺定论”：一方面称其为“末代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本可以做割据一方的“东北王”，却毅然选择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促成国家统一，东北那片比台湾大36倍的土地，因此没有分裂出去；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位“英雄”至死不回故土的结局，李敖的话锋一转，直接用了“死不瞑目”四个字。
李敖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男女感情不如意，跟赵四相伴72年是“被关在一起”的将就，并非什么真情；二是亲情上亏欠太大，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他不但没报仇，连墓都没去祭拜过；三是一辈子爱国，到头来却被骂成“卖国贼”，仰慕郑成功收复台湾，自己却丢了东北。
在李敖看来，这三点哪一样拎出来都够让一个人闭不上眼的。他的言下之意很清楚：与其说张学良是“不能”回去，不如说是内心深处“不敢”回去—— “无颜见江东父老” ，有什么脸面回去面对东北三千万父老乡亲呢？
跟李敖的犀利不同，美籍华裔科学家张捷迁的批评则带着一份近乎恳求的焦虑。
张捷迁是东北大学的老校友，对老校长张学良感情极深。1993年，他专门写信给台湾有关方面，请求给张学良回大陆开绿灯。
他说：“如他老不访故乡，不扫父墓，不为复校剪彩，似乎未尽道义责任，不会甘心，临终将难以瞑目。”
张捷迁话说得委婉，态度却很明确——为人子者，六十多年没给父亲扫过墓，这道义上的债是赖不掉的。
可惜，这封信递上去后石沉大海。张捷迁后来接受采访时还透露，张学良1990年秋天本来想去香港参加朋友儿子的婚礼，结果“受到某方面的限制”没能成行。记者追问是不是台湾高层的意思，他欲言又止：“这点，我不能说是什么人，我亦不愿意说出来。”话说到这个份上，明眼人都知道背后是谁在使绊子。
还有一个人说得更绝。
长期研究张学良的台湾媒体人郭冠英，曾撰文转述一位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话：“张学良死在外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我们没有把中国的事办好，弄得张学良不能回去。是我们拖着他，也拖着千千万万‘政府’来台老兵。我认为他最好死在大陆，次者也应死在台湾。”这番话不光是批评张学良，更是批评整个台湾当局——把一个促成全国抗日的功臣逼得有家不能回，最后孤零零地死在太平洋中间的小岛上，这不是耻辱是什么？

如果说李敖的批评带着旁观者的犀利，那么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观察则更为切近。
作为晚年与张学良交往甚密、并协助整理其口述历史的人，唐德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学良性格中的短板：任性、冲动、自以为是。正是这种性格，让他当年一手策划了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却也让他此后的人生处处受制于人。
唐德刚还点破了他一个致命的弱点——“讲义气”。他曾记录，张学良不愿在宋美龄在世时多谈往事，因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他怕伤害到她。这份对故人的“义气”，同样被台湾当局利用了。
他的密友王冀先生透露，张学良始终不愿“为难”给了他赴美自由的李登辉，觉得不打招呼就回大陆“不够意思”。正因为如此，1991年那次从美国直接回家、近在咫尺的机会，就这样被他的“义气”和“顾虑”白白断送了。

有人认为，赵四小姐的坚决反对，也是张学良无法北归的原因。
据亲近人士透露，晚年的赵四小姐确实多次公开或私下流露出不希望丈夫回大陆的意思，有时甚至口无遮拦，但这并非出于冷酷或狭隘，而是她对政治迫害有着深入骨髓的恐惧。
赵四小姐身患肺癌、红斑狼疮等多种重疾，晚年几乎离不开吸氧设备。面对他人的劝说，张学良一句“我不能丢下她一个人回去啊”，说出了也是晚年的现实。
张学良一生的挚爱蒋士云，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更干脆，张学良逝世后她曾直言不讳：少帅上了国民党的当，被自己的信义架在半空中，最终落得个两边不是人的尴尬境地。

1991年，张学良刚获自由，昔日的老部下吕正操将军，曾带着一封亲笔信远赴重洋，诚恳欢迎他“在方便的时候回访大陆”。
在美国，张学良畅谈了回乡的“约法三章”：一不搞欢迎，二不见记者，三不搞恭维。他甚至在现场吟出两句诗：“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
可惜，他回乡的愿景最终被时代的寒流击碎了。
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岸关系因对美军售问题剑拔弩张，在台湾当局眼中，张学良依然是一张能产生“震撼”效果的政治牌。
但是，无论时代有着怎样的寒流，李敖的说法或许才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