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1岁的宋教仁准备以党首身份组阁，谁知当年3月，居然在上海火车站遭遇刺杀。送往医院后，宋教仁自知无力回天，弥留之际，他留下三个遗愿，读来让人泪目。那些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行者，真的太不容易了。

宋教仁出生在湖南桃源，17岁入漳江书院，1902年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在校期间常与同学议论时政，结识黄兴、吴禄贞等人后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1904年他与黄兴在长沙创办华兴会，起事不成便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广泛阅读西方政治学说和法律制度，还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等文稿。

从日本回国后，宋教仁撰写的《间岛问题》一书，以翔实的资料论证间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为中国收回间岛提供了重要法理依据。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极其清晰：在中国建立责任内阁制。在他看来，总统不过是个虚衔，“政党政治才是关键”。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后，他作为代理理事长一手主导党务，并在1913年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按照内阁制惯例，国民党拥有组阁权，宋教仁极有可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然而，袁世凯一心要搞总统集权，宋教仁与他的政治路线完全对立。这期间，袁世凯一面拉拢他，比如送上全套西装，连尺码都分毫不差，还附上巨额支票，皆被宋教仁原封不动退回；一面又放出风声，说要提名他当总理，试图以高官笼络，宋教仁照样不为所动。

同年3月，袁世凯召宋教仁北上，表面是共商国是、组织新内阁，暗地里杀机已伏。当时有传闻，袁世凯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暗中策划，通过青帮头目应桂馨物色杀手。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上海沪宁火车站。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前来送行，宋教仁行至检票口时，一个身材短小的人从背后贴近，拔出勃朗宁手枪，连开三枪，随后弃枪而逃。宋教仁倒在地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气息微弱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

等他被送往沪宁铁路医院后，伤势已经无法挽回。宋教仁知道自己不行了，向于右任口述了三件遗嘱：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二、我家中贫寒，老母尚在，请克强和各位故人代为照料；三、诸位同志继续奋斗，不要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末了他还补了一句：“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3月22日凌晨4时45分，宋教仁在铁路医院三楼病床上停止了呼吸。

他没有留下私人财产，临终前惦记的还是国家的前途、老母的安置，以及那些曾经滋养他的书籍。这些遗言里，没有一句怨恨，没有一句要人替他报仇。

宋教仁遇刺震动全国。孙中山悲愤题写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黄兴的挽联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袁世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出殡那天，上海沿街所有商铺自发关门致哀。宋教仁墓今在上海闸北公园，章太炎手书“渔父”二字，于右任撰写的碑铭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

回头看宋教仁的一生，从17岁在漳江书院放言天下事，到31岁为宪法流尽最后一滴血，短短14年，他把生命和理想都押在谋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最后留下一句“死亦何悔”！

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像宋教仁先生这样的伟大先驱者，不是不知道前路艰难，而是觉得有些事比命更重要。这就是那一代先行者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他们替我们试过、争过，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好在，他们拼尽全力点燃的那盏灯，至今仍照亮着我们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