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见到朋友的美丽妻子，既羡慕又感慨，为她写下动人的词作，世人传颂千年！
元丰七年二月的一个清晨，汴京传来消息：几位因党争而外放的官员即将返京报到，坊间酒肆里议论声此起彼伏。人们说得最多的，不是刚刚上书房的少年皇帝，也不是执政台前的新旧两派，而是一对在岭南苦熬三载仍形影不离的男女——王巩与宇文柔奴。
北宋的政治风浪向来来势汹汹。新法旧法彼此攻讦，大臣们前脚还在殿上激辩，后脚可能就被黄榜贴上“远谪岭外”。对朝廷而言，这是调整人事；对士大夫个人，却等同改写命运。王巩深知其中冷暖，他的祖父王旦曾执掌中枢，父亲王素又是敢言谏官，自幼锦衣玉食的他，原本以为家世是最牢靠的盔甲。

年少得志的王巩喜欢结交名士，也喜欢剧伎歌女，京城里送他“风流才子”的绰号。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贬黄州，王巩因与之唱和而遭牵连，诏书一道把他抛向岭南宾州。临行前，他只带走一名随侍歌女——宇文柔奴。有人私下嘲笑：“一个娇弱女子，撑得起南蛮苦热吗？”王巩苦笑不答。
宾州并非江南水乡。山野瘴疠、蚊蝇撵人，加上终年潮热，多少被贬官员在这里一病不起。王巩很快就中了暑疾，连日高热不退。柔奴烧水煎药，反复为他擦拭降温。“若不是你，我也许早没命了。”王巩声音嘶哑。柔奴只是轻轻一笑：“官人活，我心才安。”一句话，胜过千言。

熬过最难的雨季，他们在荒坡上垦荒种豆，借村民的牛耕地。丰收那晚，王巩把粗糙的豆饼切成小块，与柔奴相对而食。他感慨：“京都百味，比不过这口热饼。”柔奴却说：“山风也好，竹叶也好，只要同行，处处可住。”这种从容，令王巩在失意中慢慢学会按捺浮华，写下的诗句也收了锋芒，多了静观风物的平和。
苏轼在黄州得到王巩平安的回信时，正独坐东坡。信中寥寥几行，却字字带笑，读来宛如岭南草木的清香。他回信打趣：“子益翁，霜天月白，归来还与我把酒乎？”那信寄出后，他又担心好友在荒蛮之地难以回邮，索性让信跟着岭南贡品船北上。两人隔着千里水陆，以诗句往还，扯不断的，是同遭流放的惺惺相惜。

三年后，司马光入相，奏请宽宥旧案。王巩带着柔奴回到汴京。清虚堂小聚，苏轼满面欢喜，举盏先敬柔奴：“岭外苦热，你可曾后悔？”柔奴回答极轻，却让满座先静后叹——“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众人面面相觑，连一旁的欧阳公都握须沉吟。苏轼当晚借灯火，写下《定风波·点酥娘》，词里不提风波，偏写春水、归舟、半窗月色，只把“心安”二字藏在尾句。
有意思的是，这首词后来常被人拿来与苏轼悼亡之作相对读。词学家发现，黄州时期的苏轼常以江渚渔樵自况，到了清虚堂，却借柔奴之口点出“心安”，等于替自己解了一道难题：外放的痛苦，或许无法改变，但心之所安，可以自选坐标。

王巩重归朝列后，仕途不温不火，却再未传出风流韵事。有人猜测他被岭南艰辛磨平棱角，也有人说是柔奴的陪伴让他懂得珍惜。十几年后，他携妻儿告老归洛，一座小园，数亩薄田，偶有诗稿传世。苏轼则继续在不同的贬所辗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心安”这个话题贯穿了他晚年诸多作品。
历史把激烈的党争写进了史册，却把王巩与柔奴的故事留给了茶余饭后。士大夫的一生常在大风浪里翻覆，但有人在漩涡中心握住另一只手，便能立定脚跟。那首《定风波》流传近千年，每当读到末句，仍有人会想起清虚堂灯影下的静默与会心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