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之子在对越反击战英勇突击，冲进敌阵高喊：向我所在位置开炮
1978年深冬，南疆前线尚未硝烟弥漫，12军机关的作战会上却已杀声四起。地图摊在折叠桌上，参谋李和平指着边境那条曲折的山脊，请战声斩钉截铁。师长皱眉：“调你去前沿，真想清楚了？”李和平立正答道：“请把我编进突击梯队。”一句话，屋里气温瞬间拔高，没人再劝。半个月后，他随36师106团南下，军列夜色中疾驰，车厢里只有钢枪在颠簸中轻轻碰撞的声音。
追溯这股“非去不可”的劲头，要回到更早的岁月。1943年，太行山腹地，李德生带领奇袭分队夜破日军据点，连干三夜，“要是完不成任务，军法从事”。那年他27岁，行军鞋底磨破了三层麻布也不吭声。到了1952年秋天的上甘岭，他已是12军副军长。面对轮番轰击，他把指挥所前移到坑道口，一块门板、一只电话机就是全部指挥部。十几个昼夜里，只要前沿来电，他的回答永远是：“再咬住。”战后，志愿军总部请他写总结，他摆手说：“别人流的血比我多，功劳别往我身上推。”这份低调，却在家中转化为更严苛的家风。

李和平出生在军旅迁徙途中，吃的是大杂粮，穿的是打补丁的旧军装。到北京念中学时，同学们惊讶他居然没有“将军子弟”的派头。他回去告诉母亲，母亲笑着递给他一双自己缝的布鞋：“你爸也是这样过来的，别怪家里抠门。”参军后第四年，团里打算送他去军校深造，父亲一句“先把基层摸熟再说”就把推荐表退了回来。战士们常悄悄议论：“老李这脾气像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硬。”然而班务会、拉练、野外生存，他样样做在前面，营连主官换了几茬，唯独李和平留下的笔记本越攒越厚。

1979年2月的黎明，广西某高地寒气逼人。火力侦察刚结束，李和平率突击连摸至敌前沿。山谷迷雾未散，越军机枪却准时开火，枪口像在喷火。第一次冲锋被压回，他扯掉雨衣，低声喝道：“跟我来！”战士张铁柱嗓音发颤：“副团长，前面像口袋啊。”他回头笑了笑，“怕？那就更要进去。”第二次突进果然踩中埋伏，队形被切断，半山腰只剩三四十人。无线电呼叫后方炮兵迟迟不通，他夺过话筒，直接跳到裸露岩石上，对着上空高喊：“一三五坐标，立刻覆盖！向我开炮！”
“可你还在里面——”话没说完，山顶榴弹急坠，灼热气浪把他掀翻，碎石啪啪砸在钢盔上。他趴在土里，听见爆炸掩护下战士们端着冲锋枪冲坡，听见越军仓皇撤退时的惊呼。战斗持续不到二十分钟，敌人弃尸百余具，阵地守住了。清点伤亡，李和平头部擦伤、作战服被弹片划开数道，却没要求后撤，只提出一个条件：战报里别提名字。

胜利消息传回后方，李德生并未表现出夸赞，反问道：“阵地为何打到那一步？”儿子沉默片刻：“是侦察不足，也是我指挥失当。”老人点头，“敢担责，比邀功更难。”这句评语后来被106团不少年轻军官抄在笔记里。
值得一提的是，12军从抗美援朝到西南山林，一直把“主官必上一线”写进行动纲要。李德生当年抱过的理念，如今被儿子用身体再度验证。军史研究者统计，1979年冬春的局部反击里，12军各级干部冲锋在前的比例高于同战区平均值，背后少不了那种“不能搞特殊化”的潜规则。

多年以后，李和平的战友整理遗物，翻出那本被火药烟味熏黑的笔记本。扉页里夹着一张泛黄照片：年轻的李德生在朝鲜前沿坑道里握着对讲机，笔迹歪斜却清晰——“阵地可以反复易手，血性不能丢”。父子两代，隔着27年，在不同的山头喊过同一句话。某些信念，就这样在硝烟与岁月的夹缝中接力，悄然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