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刘亚楼因喝酒被弟弟规劝，弟弟称生活不自由，刘亚楼则回应毛主席同样如此！
1949年10月5日，北京的天空仍是一片寂静，国庆阅兵才过去四天，天安门上红旗招展，却没有一架国机能够呼啸而过。刚刚成立的国防委员会紧急商议，必须有人挑起从零起步建空军的担子。会场里，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停在一个名字上——刘亚楼。
这位时年39岁的西北汉子，履历颇为独特：红军时期驰骋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在直罗镇硬碰敌主力；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远赴莫斯科钻进伏龙芝讲堂，随后又在斯摩棱斯克前线指挥苏军营级部队，被授少校军衔。陆军战神为何适合空军？毛泽东一句话点破玄机：“他见过真正的现代战争，也读过书，胆子大，脑子活。”

辽沈战役验证了这份判断。1948年秋，东北的天空飘着冷雨，地下却埋了47万名装备精良的敌军。刘亚楼坐在作战室里，仅用一张地图、三根香烟的工夫便拍板了“先打锦州”方案。十天后，辽西走廊合围成功，关内外防线被撕开缺口。许多老战士回忆，那几天他嗓子喊哑了，还是抱着话筒高声下命令，“多费一颗子弹，也得把退路堵死！”
胜利并未让他停下脚步。平津战役打响前夕，天津城墙高大坚固，日军留下的重炮对城外一字排开的我军步兵威胁巨大。刘亚楼把作战图铺在地上，用粉笔标出八个突破点，他说：“二十九小时，耗子也别让他跑。”结果，29小时真的结束战斗，13万守军缴械，北平和平解放的闸门被推开。

几年后，当他走进北京的那间狭小办公室时，桌上只放着一本俄文教材和几页草图。中国空军的序章，就在这些薄纸和他的脑子里悄然展开。没有机场，就从废弃日军跑道起步；没有教员，就把留苏笔记翻得起毛；没有飞机，就去苏联、东欧一家家谈判。有人劝他先把机构牌子挂起来，“枪杆子里出政权，飞机也要先有番号”。他摆手说：“没有铁鸟，番号只是空号。”
1953年深秋，他难得回到广西马头老家探望双亲。稻谷刚收，乡亲们排着长队送猪肉、花米来，他却只身着旧军装，连夜坐在老宅门口和父亲烧茶。乡亲硬塞上一壶米酒，刚举杯，随行护士轻声提醒：“首长肝不好，少喝。”弟弟刘亚东看在眼里，笑着打趣：“哥，当大官也不自由啊。”刘亚楼放下杯子：“部队有纪律，谁都一样。”一句话，说得堂屋里一片沉默。

回京后，他带着团队夜以继日地摸索：苏制米格喷气机如何拆解保养？飞行学员的选拔标准需不需要因地制宜？美国的F-86巡航在台湾海峡上空，他反复演示截击航线。有人质疑，“陆军出身，懂得多少航空？”他回答得干脆：“手里没刀，就磨一把；有了刀，还要磨得更快。”这种劲头，很快让首都上空第一次出现了整编成建制的歼-5编队。
1963年春寒料峭，他在上海检查基地时突感剧痛，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专家建议彻底停工，他却在病床旁搭了张小桌，文件堆得像小山。罗瑞卿来访，劝他休息，他半开玩笑：“我这台发动机，拆了就装不回去了，先再飞几个架次吧。”不久，空军在南海上空击落一架美制无人机。电报被送进病房，他写下“谨向主席报告，全队平安”，字迹有些抖，却看不出软弱。

毛泽东接电后回批：务必安心疗养，空军大事自有人扛。随后，他又批示：“亚楼如需休养，只管放下担子。”文件传到上海，可当班医师摇头叹气：“这病人怕不是肯躺着。”刘亚楼确实不肯。他对白大褂们说：“诊断书我签字，但空防方案也得签。”5月7日凌晨，他在昏迷中抬手比划了最后一次空中格斗动作，随后心跳缓缓停下，年仅55岁。
噩耗传来，中南海灯火彻夜不灭。追悼会按大将规格举行，灵柩上覆盖着的那面空军军旗，在雨中如翅振动。人们这才发现，中国第一代喷气机飞行员里，竟没有一人见过自己的总司令驾驶飞机——那架本可以让他再度翱翔的战机，只停在训练场的尽头。然而，现代空军的引擎已经轰鸣，正如他常说的：“天空这条战线，永远要有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