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家博物馆开馆，一件珍贵文物神秘失踪，周恩来高度重视，嫌疑人竟因一块肥皂浮出水面！
1958年初夏，北京城的东长安街一侧搭起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工人们通宵达旦赶工，只为十周年国庆前让新落成的历史博物馆亮灯迎客。钢筋碰撞声此起彼伏，谁也没料到，一件沉睡三千年的西周青铜器正被卷进一场暗流。
那段日子，全国各地的文物被一车车送来，调拨、清点、造册，全城仿佛一座机器昼夜运转。为了方便装柜布展，地下一层的21号橱窗索性先把小铜锁卸了下来，等布展完毕再统一加封。制度上有缺口，风险便趁虚而入。
一次普通交接夜班后，值守人员打开展柜，发现原本端坐其中、重十余斤的青铜量器“史孔和”凭空消失。这个铸于西周的“和”器，上有三十余字铭文，被专家视为成体系度量衡制度的稀世见证。领导闻讯如坐针毡，报告很快呈到中南海。

周恩来总理批示：“务必尽快查清下落，确保文物安全。”公安部、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市公安局旋即组成联合专案组进驻馆内。三名当夜值班的保管员进入聚光灯下：丁大华出身旧时古玩世家，杨文和是老党员，赵桐臻则是转业军人，平日里在馆里负责搬运与保管。
排查一开始并未锁定谁是真凶。外部被盗的可能率被迅速排除：封闭展厅里没有撬痕，出入口岗哨记录也没异常。专案组从社会关系、经济状况到日常行为逐一梳理，却始终缺乏硬证据。案子似乎陷进迷雾。

到了1960年春，调查思路悄然变化。办案人员认为，既然文物难以出境且坊间无兜售痕迹，那就要在“还在馆里”这一可能性上下功夫。于是三名主要嫌疑人被抽离岗位，下放顺义牛栏山农场“劳动锻炼”，看似调剂生活，实则拖长观察链条。
冬日的北风吹得人面生疼。农场物资紧，洗手皂限量发放。一天点名后，王树礼悄悄记录：赵桐臻一个月要了七块肥皂。“干活累，脏得快嘛。”他嘴里嘟囔，眼睛却闪躲。

小账本上的数字越积越厚。赵自恃手快，每到分发物资总会比别人多揣一份，连队长遗失的钢笔、炊事班的茶叶都出现在他褥子底下。2月13日腊月二十八夜里，这些零碎失物成了铁证，他被当场按下。
返京后，专案组并未急于逼问，只让他独坐审讯室。深夜灯光昏黄，墙上钟声滴答走着。终于，他低声开口：“我承认那晚是我动的手。”原来，1959年8月，他因琐事受了组长张荣几句斥责，一时气愤，趁展柜无锁便将史孔和抱走，打算“让大家知难而退”。“我真不是想卖，只是想让老张长点记性。”
可是沉甸甸的青铜无法出门，他索性扯来棉布，把它塞进展厅正中央的大盂鼎腿腹深处，心想风头一过再悄悄放回。谁知调查愈演愈烈，他越不敢行动，宝物就那样在阴暗里躲了一年半。1961年正月初一，办案人员抬起那口八百多公斤的鼎，棉花包随之滚落，一抹古铜青光暴露无遗。

史孔和回到恒温恒湿的展柜，专家清理上面的铜绿后，惊喜发现丝毫无损。它的铭文关于“龢器”的刻度改革，为研究西周度量衡提供了实物坐标。此番有惊无险，博物馆痛定思痛，立刻补设双重锁具，值班制度改为两人互检并录像备案，内部人事也作了轮岗。
有人问：“为一件器物如此兴师动众，值吗？”答案无需多言。那只青铜量器本就为制度而生，又在两千多年后提醒人们：制度失守，国宝转眼成空；人心失衡，厚重历史也难敌私念。守护文化遗产，靠的是铁门，更靠铁一般的规矩与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