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失联四十分钟让刘亚楼十分愤怒，竟当场要枪毙负责联络工作的工作人员！
1949年深秋的傍晚，西长安街灯火未亮，军委作战室却早已人声鼎沸。陆海空三支队伍的番号刚刚敲定，空军那一栏仍空白。参谋长递上一份电报，刘亚楼看完后沉默良久，这名久经沙场的陆军将领被要求立即留下，拉起一支从未接触过的“空中部队”。
当时全国能飞行的军人不足三百，现役飞机多为各地缴获的老旧型号。装备缺、人手更缺，甚至连教材都要边写边教。有意思的是，刘亚楼并未首先去招飞，而是从十四兵团挑了两百名炮兵通信骨干——他的理由简单：炮兵懂弹道学，学飞行不会太慢。

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跑道上迎来了这些新面孔。胡萍就在其中。14岁参加革命的他本来是某团副连长，如今要从头学起空气动力学。夜里熄灯号一响，他常抱着《航空原理》坐到煤炉旁，冻得直跺脚。一次教员打趣：“副连长还能怕冷？”胡萍回答：“怕，是怕误了起飞时间。”
训练周期被硬生生压缩到一年。成批学员升空那天，校场外积雪未化，刘亚楼站在跑道尽头，看着第一架教练机抬轮离地。他身边的技术员小声说：“司令，材料还是差了点。”刘亚楼盯着天际回一句：“人心别差就行。”
几年后，胡萍已是西郊机场的专机团团长。1956年5月，中央决定让毛泽东赴广州，专机由胡萍带队执行。临行前晚，刘亚楼只交代三句话：“航线自己选，天气自己盯，出了事先追自己责任。”胡萍敬礼离去。

去程顺利，可返京途中麻烦来了。6月4日午后，主机、副机相继离开武汉南湖机场，进入河北上空。雷达很快发现一团迅速堆高的积雨云，副机按预案改航，主机却因为信号跳变，电台突然失声。指挥中心的秒针像钉子一样扎在墙上，十分钟、二十分钟……四十分钟过去仍无回音。刘亚楼盯着耳机，眉头紧锁。值班参谋试探着说：“要不要发布一级警报？”刘亚楼抬头，声音压得极低：“保持频道，不许乱动。”
与此同时，机舱里颠簸猛烈，氧气面罩时有晃动。罗瑞卿系好安全带，俯身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休息。“雷雨又不是子弹，怕什么。”毛泽东摆手，顺势把水杯放稳。胡萍回头简单报告：“预计十五分钟穿云。”毛泽东点头：“把握好，这天考你们，也考咱们的飞机。”

地面上第41分钟，电台里“嘶啦”一声，高空呼号终于回来了。刘亚楼没有立刻说话，只把指针拨回常态频率，随后按下通话键：“收到，保持高度，按原计划降落沧州。”声音依旧平静，桌面上却留下指甲掐出的几条划痕。
傍晚，主机安全滑入跑道。舱门开启，毛泽东扶着栏杆走下舷梯，只看见胡萍的飞行服上还在滴水。“辛苦。”这简短的两个字，被后排乘务员记了一辈子。当晚的汇报会上，刘亚楼并未提及自己在指挥室的窘态，只重点总结了无线电盲区、雷雨探测设备落后的问题，提出增设地面中继站与机载应急发报装置。

事故调查持续到深夜，结论很现实：当时的无线电频段容易被强对流遮断，而备用线路尚未完全铺设。幸而飞行员依靠经验加仪表穿云成功，才避免了更糟后果。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时对警卫员说：“火车慢点，但稳当，省得同志们提心吊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外出多数改乘列车。
这场看似惊险的四十分钟，其实勾勒了一个新军种成长的清晰坐标：人才从炉火旁走向云端，装备在试飞中迭代升级，指挥体系也在一次次警报里补齐短板。刘亚楼后来谈到那段岁月时，把它称作“在风口上学走路”。而胡萍，则一直把那张被雷雨敲击过的机体照片挂在宿舍墙上——提醒年轻飞行员，天空从不接受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