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毛主席专门单独接见李德生，亲切询问他是否也要戴花镜，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1967年春天，合肥东郊的蒸汽机车顶着烟柱缓缓驶出，一列崭新的钢轨正被运往马鞍山。围在铁道旁的人们欢呼，因为这堆钢材意味着停摆已久的厂房要重开工了。站在月台尽头的中年军官，却显得比谁都沉静。他叫李德生，49岁，此前的标签是“十二军军长”，而今却要带着几千名指战员钻进车间、下到矿山，给安徽拼出一条工业动脉。
彼时，安徽正从“停产、停课、停业”的阴霾中往外爬。干部缺，技术缺，信心更缺。中央的主意并不复杂：让打过恶仗、敢拍板的军人扛起地方建设。李德生被点了将。初来乍到，他没有开口谈理想，先盯上了合钢的高炉。高炉冷得像一头冬眠的兽，他和工程师蹲在焦黑的炉台边比画工艺流程，弄得一身煤灰。有人好奇：少将怎会干起工人活？他一句话顶过去：“打仗要懂枪，建设要懂炉，不学咋指挥？”
不久，蚌埠造纸厂复产，铜陵的选矿带动了一座城，安庆江面上满载水泥的驳船昼夜穿梭。数字还没来得及汇总，可百姓心里有杆秤——米面肉蛋渐渐好买了。安徽的“军代表”模式，被不少省份当作范本，国务院业务组内部把这套经验拍成简报，传到北京。

1969年仲夏，李德生正在凤阳农村看小麦灌浆。黄土地上热浪翻滚，他却突然接到一通加密电话。对方只说一句：“总理找你。”当天夜里，他坐车北上。第二天抵京，下车即被引进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递过一张薄纸，上面列着一串新职务：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心里直打鼓：“这得几条胳膊腿才能干得过来？”
有意思的是，当晚的谈话并没有先摆任务。毛泽东端着茶，随口问：“眼睛紧张吧？是不是也要戴花镜呐？”一句家常，把气氛冲淡。李德生忙说视力还好。毛泽东点点头，笔锋一转：“工作占三分之一，读书也要三分之一，走走看看占剩下的三分之一。兵法、经济、历史，都要咬进去。”这番话挂在墙上，也像军令。李德生听得入神，暗自思量：自己这双没戴花镜的眼，该多看几本书。
北京的节奏，比起战场更考人。白天在总参听汇报，夜里到国务院业务组盯文件。偶尔回想起合肥的高炉，他会在小本上画几笔流程图；清晨五点，再翻开《战争论》做眉批。宋佩璋替他守着安徽的后续工程，电话里常报捷，铜陵矿日产量翻番，桐城“七山两水一分田”的困局也有松动。周恩来见他神色倦，却仍问长问短，只留下叮嘱：“再忙，也别亏待自己。”

1973年5月初，毛泽东把他叫去，谈话很短。“老许身体怎么样？”“还能喝上两斤。”话音未落，主席摆手：“去看看他，叫他少碰酒。”几天后，李德生飞抵南京。那晚，雨过天青，玄武湖边微风带酒香。
“老许，少喝点吧！”
“嘿，戒不掉啊。”

“主席惦记你呢。”
“那我听你一回。”
四句对话，半坛老窖，英雄的豪情让服务员都不敢多看。临别时，许世友把杯子翻扣在桌上，算是给战友也给主席一个交代。
外界只看到李德生的军功与官衔，却少有人知道他曾主动请辞过几回。文件堆得半人高，军区还有演习，安徽那边又催着批化肥指标，他夜里梦见自己被五六个人分开拉着走。求减压的报告送上去，很快被毛泽东退回：“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别人顶不了。”李德生把字条小心折起塞进军装口袋，转身又进了会场。

有人说，那几年是属于“全天候”干部的年代。军人既是厂长，也是书记；上午研究坦克集火，傍晚研究小麦良种。李德生正是这样一幅多面手的剪影。难得的空隙，他到图书馆读地质资料；周末跑门头沟煤矿看井下支护；还挤出时间主持编修《步兵战例选编》。助手调侃他：“首长，您身体都没喘口气。”他只是摆手：“习惯了，战场哪有喘气的工夫。”
2011年5月，李德生离世，享年95岁。书桌上最后一页稿纸写着“指挥艺术要接地气”八个字，还没打上句号。铜陵老人闻讯落泪，说当年要不是李司令，哪来的如今的矿区新城。翻遍安徽各县志，1967年至1969年那段“火车唤春天”的章节，总离不开一个名字：李德生。而1969年中南海那句“你是不是也要戴花镜”，依旧像一缕温暖的灯光，照见了一个时代对知识、对实干、对人民冷暖的深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