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监场官皱了皱眉，这种喊声他听多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搞得人心惶惶，临死前哭号求饶的人一茬接着一茬。​但黄茂才说的偏偏是江竹筠，那个让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疼了整整一年多、受尽酷刑也始终一字未吐的女共产党员，监场官迟疑了。




1951年，黄茂才被捕，经过两年审讯，1953年被荣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黄茂才1925年生于四川荣县贫苦佃农家庭，1948年5月为谋生进入渣滓洞，担任看守管理员，并非普通看守，也没有军统正式编制，只是最底层的临时雇员 。他每天目睹革命者被酷刑折磨，内心备受煎熬。江竹筠被捕入狱后，这位同乡女子的坚韧深深打动了他——竹签钉进手指，她不低头；烙铁烫在身上，她不落泪；敌人威逼利诱，她始终坚守信仰 。




江竹筠看出他本性善良，开始主动和他交谈，讲革命道理，谈民族未来。曾紫霞也帮着劝说，还亲手为他织了件毛衣。黄茂才的立场逐渐转变，他决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帮助这些革命者。他利用管理员身份，先后化名黄克诚、张力修、兰先生等，替难友带出二十余封秘密信件，成了狱中与外界联系的"特殊信使" 。




1949年10月18日，江竹筠用筷子磨成的细竹签、棉花烧成的灰烬兑水做成的墨汁，写下那封著名的托孤遗书，托付他送给表弟谭竹安 。




黄茂才将信藏在贴身衣服夹层，避开层层岗哨，辗转送到重庆市中山公园的育才小学，亲手交给谭竹安 。这封554字的绝笔信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那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至今震撼人心。




他还帮难友带药品、传递外界消息，甚至在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秘密处决前，冒险给她送去最后一碗热粥。11月20日，他因引起特务怀疑被遣散离开渣滓洞，侥幸躲过了11月27日的大屠杀 。离开时，他还带出了胡其芬烈士写的《最后的报告》，里面记录了狱中情况、烈士名单和敌人罪行。




回乡后，他害怕过去的经历惹祸，烧掉了国民党发的资遣证。这一行为后来成了他的"罪证"——审查人员认为国民党不会轻易放他走，认定他参与了大屠杀。在审讯压力下，他被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刑场上那声嘶吼，是他对命运的抗争，也是对自己良心的交代。监场官当即下令暂停行刑，将情况上报。




调查陷入僵局。大屠杀中大部分难友牺牲，能证明他清白的人寥寥无几。他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几乎逢人就提起自己的案子，一次又一次递交材料，把记得的细节尽可能写下来。有知情人劝他算了，他只回了一句："事情不是这么回事，总要讲明白。"




转机出现在1981年。歌乐山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主动为他寻找证据，协助他前往成都找到曾紫霞——此时她已是成都中医学院教授。时隔三十余年相见，曾紫霞一眼认出他，当场写下亲笔证明，确认其狱中贡献。在她联络下，其他渣滓洞幸存同志也纷纷联名作证，这些证词与陵园档案记载相互印证。




1981年9月24日，四川省委统战部发出通知："黄茂才在重庆渣滓洞当看守期间，为我地下党同志做了许多好事，当时是担了很大风险的。建议安排黄茂才为荣县政协委员，每月发给生活费30元。"三天后，荣县法院宣布他无罪。1982年4月12日，荣县法院正式撤销原判，宣告他无罪，认定其为"在敌人机构中从事情报联络工作的革命工作人员"。




得知平反消息时，黄茂才已是57岁的老人，他抱着判决书蹲在院子里失声痛哭。这迟来的清白，让他背负了31年的"刽子手"骂名终于得以洗刷。后来他担任荣县政协委员，用余生讲述江姐的故事，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黄茂才的遭遇折射出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人性，在黑暗的监狱里，一个底层看守的良知被唤醒，用微薄之力对抗残暴的制度。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并非非黑即白，每个人都可能在时代洪流中做出不同选择。而那些在黑暗中坚守正义的人，无论身份高低，都值得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