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唯一的儿子，却隐瞒真实身份40多年，直到总理去世后才逐渐被外界知道，更不可思议的是，父子两人一生仅见过一次面，那么此人真的是周总理的儿子吗？他又为何要隐瞒身份？
 
这里必须说清楚，王戍并不是周总理的亲生儿子。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也没有正式收养子女作为后代。
 
王戍和周总理本来就有亲缘关系。王戍生于1922年，字慕向。他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总理的嫡堂姑母。按辈分算，王戍是周总理的姑表侄儿。

1939年3月，抗战正处在艰难时期。周总理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回到绍兴，表面上是祭祖，实际上还肩负着联络浙东地下党组织的任务。
 
当时形势复杂，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人盯得很紧。周总理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特务监视。于是，祭祖、会亲友这些家族活动，就成了最自然的掩护。
 
王戍那年正在读书，跟着父亲王贶甫一起陪同周总理祭扫祖坟。祭扫结束后，一行人又去了大禹陵。
 
在大禹陵前，17岁的王戍讲起大禹治水的故事。少年人有热情，说得认真。周总理也很高兴，还补充了大禹铸九鼎、启建立夏朝等历史典故。
 
这原本只是一次亲族间的相聚，没想到，饭后一个题词环节，改变了王戍的一生。亲友们请周总理题字留念。

轮到王戍时，周总理写下了“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十个字。这十个字放在今天看，是题词，放在1939年的抗战现场，却像一团火。

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正处在日寇铁蹄阴影下，少年王戍看到这句话，心里一下被点燃了。他不想继续读书了，想跟着周总理去抗日前线。

周总理没有答应。在周总理看来，一个17岁的孩子有抗日热情当然可贵，但国家将来更需要有知识、有本领的人。前线需要战士，后方和未来同样需要人才。

王戍当时很失落，这种失落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周总理随后作出了一个特殊决定。他认下王戍为义子。王戍的父亲王贶甫在场，父子二人都同意。王戍郑重行了三鞠躬礼，这段义父义子的关系就这样定了下来。

周总理重新铺纸，为王戍写下“乘长风破万里浪”，落款中特意写明“慕向表侄义儿”。这几个字很重，既有长辈的期许，也有革命者对年轻人的托付。

临别前，周总理还给了王戍10块银元，让他买书，叮嘱他好好学习，学会独立生活。几天后，周总理从金华寄来一张戎装照片。

照片背面写着“慕向表侄义儿存念”，日期是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五日。这张照片和那幅题词，王戍后来保存了一辈子。

可转折也从这里开始。绍兴一别后，王戍再也没有见过周总理。新中国成立后，王戍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参加南下服务团，被分配到福建工作。

他先在福州市政府任职，后来又调到福建高级工业学校教物理。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去中专学校教书。

王戍骑车上班，住得简朴，日子过得和普通教师没什么两样。更让人意外的是，他多次给北京写信，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信寄出去了，却从来没有等到回信。可王戍没有拿这层关系去找人，也没有向单位透露自己的特殊身份。直到1956年前后，事情才有了答案。王戍的父亲王贶甫进京开会，见到了周总理。

周总理说明，王戍寄来的信都收到了，但不能回。原因很简单，一旦回信落到地方，别人知道王戍和总理有这层关系，难免会给他特殊照顾。

这句话背后，是周总理一贯的家风。周总理对亲属要求极严。他不允许亲属打着他的旗号办事，也不允许任何人借他的身份谋取便利。

过去曾有亲属拿着普通回信到地方上要求安排工作，造成很坏影响。周总理对此态度明确，干部不是哪一家人的私产。这件事后，周总理对周家亲属的要求更严。

亲戚不能炫耀关系，不能搞特殊，更不能把亲情变成向组织伸手的理由。王戍知道原因后，反而彻底理解了。

从那以后，他把照片和题词锁进抽屉。身边同事和学生都不知道他和周总理之间还有这样一段往事。

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不易。王戍完全可以说出那句足以改变处境的话，可他没有。评先进也好，工作调动也好，生活困难也好，他始终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

这份沉默，才是最难的地方。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到福州。王戍得知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很久。

那一夜，他面对的不只是国家失去一位伟人，也是自己一生只见过一次的义父永远离去。第二天，他照常走上讲台。没有特别说明，没有公开身份，也没有借悲痛换取关注。

他继续做他的教师，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直到1978年，绍兴方面整理1939年周总理回乡资料时，联系到王戍。他拿出了保存多年的照片和题词，讲述当年的经过。

人们这才知道，原来周总理曾在绍兴认下过这样一位义子。王戍晚年依旧简朴。他对子女交代得很清楚，不要主动拿这层关系说事。

到2020年，王戍以98岁高龄离世。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周总理当年留下的题字和照片放入骨灰盒中，让这份记忆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信源：周恩来为何不给“嗣子女”“义子”名分——2019年06月17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