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钱学森在国防部工作，工作时间永远不超过8个小时，从不加夜班，一到点，他就交代秘书：电话放在你那，没天大的急事，别让我接电话。

那是1960年的北京，整栋五院的楼里灯火通明，几百号人把铺盖卷放在办公桌旁边，为了那枚争气的东风导弈，一个个熬得眼睛通红。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个人每天下午五点准时扣上公文包走人，让人心里直犯嘀咕：这就是那位传说中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大科学家？怎么看着比实习生还悠闲？

要不是后来发生的那件事，没人能理解这个怪异举动背后的深意，也没人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工作效率。

这个奇怪的人就是钱学森，国防部五院的一把手，别看他下班得早，那是有门道的，早在1945年，钱学森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看大量报纸杂志，把有用的信息剪下来，分门别类地装进牛皮纸袋里，这套系统他一坚持就是十多年，搞得井井有条，跟档案馆似的。

有一次，一位工程师急需一份国外新型材料的数据，急得团团转，钱学森听完他的描述，转身走到文件柜前，想都没想，直接拉开第三层抽屉，准确地抽出一个纸袋，告诉他数据在第十二页，就这么一个举动，让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看呆了。

这种惊人的效率，来自于他对信息的掌控，别人可能要花一周去翻资料，他一个小时就搞定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有底气在下午五点准时下班。

1960年刚来五院的时候，钱学森给秘书的交代特别明确："电话放在你那，没天大的急事，别让我接电话。"这不是摆架子，也不是懒，而是他心里门儿清，下班时间的每一分钟都值钱，他知道自己的脑子最清醒的时段在什么时候，就把最宝贵的时间留给了最重要的问题。

转折来得很快，导弹发动机的燃烧室出了大问题，火能点着，但烧得不稳，震动大得能把机器震散架。

攻关小组连着熬了三个通宵，数据算了一遍又一遍，图纸改了一张又一张，可那个该死的震动数值就像个幽灵，怎么都弄不掉。

几百号人的心都揪上来了，这东西要是搞不定，整个项目就垮了，到了第四天傍晚，总设计师带着几个人就冲到了钱学森的办公室，结果吃了个闭门羹，人家已经回家了，一帮人的心里更加泛起了嘀咕。

第二天早上八点，当这帮人拖着像灌了铅一样沉的腿走进会议室时，钱学森早就坐在那儿了，跟大伙儿没精打采的样子比起来，他精神头好得吓人，中山装连个褶子都没有，眼睛清亮得像一汪水。
他面前放着几张草稿纸，上面的字写得工工整整，跟印出来似的，总设计师赶紧凑过去，拿起那张纸，一开始他心里还满是怀疑。

几百号人熬了三天都没解决的事儿，这一晚上能有什么奇迹呢？可就在那一瞬间，总设计师盯着纸上那一行参数，表情从疲惫变成了震惊，手抖得差点没拿住纸。

纸上没什么长篇大论，就改了几个压力参数的数值，这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几百号人想破脑袋都没搞明白的问题，被钱学森用最简洁的方式给破解了。

总设计师脑子里飞快地把公式过了一遍，那个困扰了大家三个通宵、怎么算都算不对的死疙瘩，竟然被这简简单单的几笔给解开了。

那一刻，所有人这才一下子明白过来，钱学森的八小时工作制，根本不是为了偷懒，他太清楚了，人的大脑就像一台精密仪器，连着转只会把零件烧坏。

有意思的是，钱学森对名声和利益的看法，比一般科学家淡得多，国防部五院刚成立的时候，他是第一任院长，但他很快发现，当院长每天要处理一大堆行政上的琐事，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正在一点一点吃掉他搞科研的时间。

一般人可能要为这个位置争个你死我活，钱学森却干了件谁都没想到的事儿，他直接给聂荣臻元帅写了封信，主动提出不当院长了，甘愿降成副院长。

信里说得清清楚楚："自己就适合搞科研，不是当官那块料，那些行政上的事儿他干不了，也不乐意干。"打那以后，他只管技术，行政一概不问，算是把自己彻底解脱出来了。

这种自知之明在官场里实在罕见，钱学森知道自己最擅长什么，也知道自己最想干什么，就死心塌地地往那条路走。

不少人看他这么做，会觉得可惜，觉得他浪费了，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浪费，反而是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最能发挥价值的地方。

1994年，钱学森拿到了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有一百万港币，那时候，这笔钱能在北京买好几套四合院，是很多人几辈子都挣不来的数目，可他连支票都没焐热，就让秘书赶紧写委托书。

他说"自己虽然姓钱，但不爱钱"，这一百万港币加上他多年攒下的稿费，他一分没留，全捐给了西部的沙产业发展基金，他心里一直惦记的，是怎么用科学方法治沙，让西部的老百姓能吃饱饭。

（信源：父亲如一颗恒星，有一种永存的"引力"，专访钱学森之子钱永刚——科普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