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前，我党派人联系四川军阀杨森，并提出了4个要求。杨森表示：我只能保证我的部队撤离重庆时不破坏城市，骚扰百姓，其他条件都不可能答应。
1949年冬天的重庆，空气里已经有了败退前的慌乱。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已经守不住了。
解放军一路向重庆逼近，国民党方面表面上还在布置防务，实际上许多人已经在想退路。重庆作为国民党在西南的重要据点，如果在最后关头变成一片废墟，那将给城市和百姓留下很重的伤口。

杨森就在这样的关口被推到了台前。解放战争后期，他仍然选择追随国民党。
杨森的起家部队第二十军，在战争中曾多次被调动使用。到渡江战役后，第二十军受到沉重打击，但杨森并没有因此改变方向，仍在重庆一带重新拼凑力量，准备继续抵抗。
地下党看得很清楚：想让杨森马上转向，并不容易。可是争取工作不能不做。
因为这时的重点，不只是军事上的胜负，还包括重庆能不能少受破坏，老百姓能不能少遭劫难。哪怕只争取到一部分，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于是，地下党通过鲜英去接触杨森。鲜英和杨森有旧关系，彼此能够说上话。
在那种特务密布、局势紧张的环境里，找一个能被杨森接受的人出面，比公开喊话更有用。很多关键工作，往往不是在大会场里完成的，而是在私下会面、反复试探中推进的。
鲜英带去的要求很明确。第一，杨森所属部队撤离重庆时，不得破坏市区建筑，尤其不能破坏大溪沟发电厂；不得抢劫，不得骚扰百姓，要尽量保证重庆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要尽力营救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白公馆、渣滓洞一带关押着不少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到重庆解放前夕，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地下党提出这一条，不只是为了救人，也是为了减少国民党败退前制造更大罪行的可能。
第三，希望杨森不要跟随蒋介石去台湾地区，而是率领第二十军起义。只要他放下武器、站到人民一边，解放军可以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对杨森来说，是一条真正考验立场的要求，因为一旦答应，就意味着他要公开同蒋介石集团切割，对一个长期依附国民党体系的旧军阀来说，这一步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迈出去的。这条要求难度最大。
蒋介石身边警卫森严，杨森虽然在重庆有一定地位，但要真动手，风险极高。地下党提出这个方向，本身也说明当时局势变化非常快，各种可能性都要争取。
杨森听完之后，并没有答应全部条件。他的回答很直白：他只能保证自己的部队撤离重庆时不破坏城市、不骚扰百姓，其他条件都不能答应。
这句话把他的真实想法暴露得很清楚。他不愿意起义，不愿意公开反蒋，也没有胆量去营救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更不可能冒险去抓蒋介石。
他能答应的，只是保住重庆城市不被他的部队亲手毁掉。这个选择不值得被夸大，更不能把他写成什么主动站到人民一边的人。
杨森答应第一条，更多是大势压迫下的现实判断。他知道重庆守不住了，也知道自己若在撤退前纵兵破坏，将来无论对个人名声还是家族安危，都没有好处。
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希望解放军不要伤害他的家属，并给予照顾。这也很符合旧军阀的心理，局势一乱，先考虑的是退路和家人，杨森本人准备离开，可家属未必能够全部跟着走。
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余地，也希望将来不要把家人卷进更大的麻烦里。重庆最终在1949年11月30日解放。
杨森没有留下来，也没有率部起义。他选择离开大陆，后来去了台湾地区。
也就是说，在真正需要作出政治选择的时候，他仍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地下党争取他的几项要求中，只有保护城市和不扰民这一条，得到了他的口头承诺并在撤离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
更让人沉重的是，在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渣滓洞等地发生了严重惨案，大批被关押的革命志士惨遭杀害。杨森没有真正阻止这类罪行，也没有完成营救工作。
这一点，不能被轻描淡写带过去。不过，历史并没有在杨森离开后立刻合上。
杨森走前，把第二十军交给了儿子杨汉烈。父亲选择去台湾地区，儿子的道路却发生了变化。
1949年12月26日，杨汉烈率部在四川金堂起义。第二十军部分力量由此脱离国民党阵营，后来被改编，进入新的军事体系。

大势面前，个人的算盘是一回事，部队和官兵的现实选择又是另一回事。许多人已经看出国民党败局难挽，再继续打下去，只会让更多普通士兵和百姓付出代价。
重庆解放前的这次接触，表面看像一次失败的劝说，因为四个要求里，杨森只答应了一条。但从城市安全的角度看，它又不能简单说没有价值。
一座城市在战争交替中能少一点破坏，就意味着无数家庭能少受一点苦。电厂没被炸，街区没被大规模焚毁，百姓少遭抢掠。
很多时候，真正影响普通人命运的，正是这些具体细节。地下党做这件事，也体现出一种很实际的工作方法。
能争取起义，就争取起义；争取不到，也要争取对方不破坏城市；再不行，也要尽量降低损失。它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在复杂环境里一步一步寻找突破口。
杨森的一生争议很多。他有川军将领的经历，也有追随国民党打内战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