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江苏与上海联手设局逮捕一位商人，被捕后公安机关迅速将其枪决，这到底是为何？
1950年9月的一个闷热夜里，上海四川北路的霓虹刚刚熄灭，三名便衣自弄堂闪出，对着一名身着长衫的中年男子低声喝道：“胡肇汉，别动！”他猛地回头，尚未拔枪，手腕已被铁臂钳住。短促的撕扯只持续了十几秒，这张昔日令阳澄湖草民噤声的脸被压进吉普车，一场跨省追捕就此收官。
这不是普通的拘捕，而是新政权成立后，江苏与上海两地公安首次联手办成的大案。目标只有一个：44岁的胡肇汉。官方公告写得克制，罪名不过寥寥数句——反复投敌、械斗夺权、残害军民——却道出他一路劫掠、杀戮的全部分量。
十年前，他的名字曾高悬抗日旗帜之下。江南抗日义勇军某支队的名册里，“独立一支队司令胡肇汉”赫然在列。可若向前追溯，湖南岳阳贫寒少年、江苏水上警察中队长、青浦县警察局长，乃至更早的国民革命军士兵，这些身份纷纷写着他的名字；再翻后页，又见“忠义救国军”副官、“反共自卫纵队”副指挥官，档案里的人事栏像走马灯。对他而言，立场是筹码，枪杆才是本钱。
1926年，他随北伐洪流闯进军营，不久被派往江南水网成为水巡队长。那时的警政系统人事浮动、派系林立，江湖气重过法治观念，这让初涉权力的他尝到“手握武装”的甜头。阳澄湖渔区缉盗、征税，看似维稳，实则坐地分赃。权力的边界模糊，他的野心却日益清晰。

1938年正月，何锡光属下六支队驿站灯火未熄，支队长陈味之正翻阅军报。胡肇汉带枪闯入，指控陈“通敌”，数声枪响后夺走指挥权。兵变当夜他对亲信叮嘱：“跟着我，吃穿都有。”此后，“胡司令”三字响彻阳澄湖，一道水闸、一处渡口都要交“借资”，湖面帆影似多却民不敢言。
日军南下，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为了保住地盘，他索性挂起新四军臂章，以“民众自卫”名义同侵略者撕杀，也曾为前线送过一船盐粮。叶飞后来回忆，这位“盟友”总抱枪最后一个进阵，却第一个抬走缴获。仅一年，他又调转船头，接受国民党顽固派委文与银元，改旗易帜成了“忠义救国军”要员。
阳澄湖真正的黑夜从此降临。1944年4月17日，河埂边的湿土掩埋了33名渔民——史册称之“阳沟娄惨案”。原因无非一船私留稻米，他认定“供匪”。目睹埋人现场的老渔翁事后哽咽：“他只说‘填上’，人就没了。”惨案传遍苏州府，却无人敢鸣冤。战火岁月里，百姓的命价常输于一颗子弹的成本。
抗战胜利后，上海法租界重新喧嚣，国民党政府却在风雨飘摇中急需地方武装。胡肇汉不仅未被清算，反而戴上“区长”臂章，兼任联防清剿主任。通令中褒词林立，授奖理由只有一句“剿匪有功”，似乎上一页的恶行一笔勾销。可渡江炮声改变了一切，1949年4月南京易帜，他连夜辗转太仓、宝山，最终蛰伏黄浦江畔，组织残余旧部重燃“反共自卫”之梦。

市井混乱，枪案频发，上海公安与苏南同行对照旧档，锁定祸首。1950年秋，密探在鸦片馆里认出他。包振家会同谢德文埋伏多日，最终在仓库外低声商议：“拧开门，活的要抓紧，别让他再跑。”门破一瞬，胡肇汉尚欲抵抗，腿弯却被一记警棍敲折，枪没出鞘，人已被制伏。
11月30日，苏州体育场搭起临时法庭，蒙蒙细雨中座无虚席。公诉人出示四十余卷案卷，三名幸存渔民颤声作证。旁听席上，有老人忍不住哭出声：“要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胡肇汉默立良久，才低声嘟囔：“世道换了。”
翌晨，行刑队列在城北旷地集结。枪声清脆，尘土短暂扬起又归于平伏。阳澄湖的水依旧润泽田畈，稍远处的青浦古镇却再听不到那支任意改旗的私兵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