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年刚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上班第一天就主动去见老司令，谦逊地表示要先去报到！
1986年深秋，军委在京召开整编会议，会上密集出现一个词——效率。整编动作是大势所趋，涉及的军区多达七个，其中南部的广州军区因地缘和任务复杂，被列为重点试点。彼时的广州司令部正处在一个微妙节点：老司令尤太忠已履新外事工作，新司令人选虽未官宣，但呼之欲出。
张万年那时59岁，1928年生人，1944年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入伍，他不是“娃娃兵”，却是在最艰难时刻扛枪。两年里，他从宣传员转向侦察员，硬是在零下十几度的鲁西北夜里踏遍敌后据点。转到华东序列后，他赶上宿北、鲁南等战役，完成了从班长到连职参谋的过渡。1968年，国家决定对边境形势进行侦察，他领小分队潜入高平、谅山一带，往返近300公里。同行干部回忆：“他一路不言，手里那本地形本却没放下过。”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时，侦察成果直接进入作战图板。

改革年代的升迁看重实绩。1985年，尤太忠结合华南部队特点，主动向军委荐人：“南疆需要能盯战备也懂整编的干部，张万年合适。”当年冬天，张万年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副职两年，他大半时间扎在一线旅团，摸底编制、装备、训练节奏，为的就是弄清整编后部队能留下多少“骨头”。
1987年1月3日，任职电报正式签发。次日早晨，他踏进司令部大楼，值班参谋递来厚厚一摞内部通报，最上面一份日期停在三个月前。张万年没翻页，先问：“还有没批完的吗？”参谋答得谨慎：“还有一些在回收。”他抬腕看表，沉默片刻，嘱咐：“十点整，把机关处长以上干部叫来会议室。”
十点零五分，会议室座无虚席。张万年扫视一圈，只说一句：“整编讲求减员不减效，但报表若压三个月，无人评估得失，效率从何谈起？”随后，他把积压文件依序分给各部门，限定48小时内给出处理意见。会后，一名年轻处长悄悄嘀咕：“老首长脾气不大，却句句戳心。”另一名参谋附和：“这回可没人敢拖了。”

午后，他没有回办公室，而是让警卫备车直奔尤太忠寓所。两人见面没有客套，尤太忠先开口：“新裁编方案里，坦克团怎么保？”张万年回答简短：“先保信息流，再谈装备。”老司令点了点头：“记住，华南湿热，装备保养是命根子。”这一问一答，是交接，更是提醒。出门前，张万年举手敬礼：“到您这儿报到，也是给自己打个预防针。”
广州军区当时的日常事务远不止裁编，南海巡逻、边境巡逻、抗洪预案，样样要人要物。过去，机关形成了“慎报”的默契：重大情况层层筛选，怕惊动首长，也怕担责。张万年直接拆了这堵“防火墙”，他规定：凡战备、气象、海空情报，一律即刻上报司令部作战值班室，涉及跨军兵种的，最迟两小时内汇总。有人担心节奏过快，他在批示里写下八个字：“战机转瞬，信息即命。”

此举立竿见影。仅两周，司令部就把海空联训计划与整编时间表串联起来，压缩了三分之一的流程。南海舰队指挥所给出反馈：“文件传递周期缩短，联训推演提前半个月完成。”精简带来的并非简单的减法，而是借机重塑指挥链。
在外人眼里，尤太忠性子刚，张万年看似“儒”，实则两人都坚持一点：纪律高于一切。整编初期少不了裁撤与调配，官兵情绪波动难免。张万年让政治部抽调骨干，到每个营连面对面宣讲，他提醒宣讲员：“数字可以少讲，去讲你的亲身经历，让大家知道换的是编制，不是理想。”几天后，一位下连指导员回来汇报，他说：“战士问我，‘整编后还能不能上战场？’我说能，只要祖国唤我们，步子依旧向前。”张万年点点头，签了“同意表扬”四个字。

老司令与新司令的交接，并未以一次握手结束。整编方案进入尾声时，尤太忠又来司令部小坐，茶水刚放下，他指着作战值班室的大屏幕问：“这系统几年能更新一次？”张万年答：“先跑一年，再升级。”两人相视而笑，笑中有共识，也有放心。
到1987年末，广州军区在整编检查中被评为“文件流转速度最快单位”，同时保持南海巡逻准点率百分之百。表面光鲜的数字背后，是张万年把“先改信息流”写进了日常管理；更深层的，是老一辈沉淀下来的规矩仍在延续，只是多了及时沟通这一环。这一年冬天，华南气候异常，抗洪预案提前部署，部队仅用36小时完成集结——那堆曾经积灰的文件夹，终于成为真正的指挥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