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帽子王爷为何亲自盗掘自家祖先的陵墓，这样的身份居然做出这样的惊人举动？
1876年，内务府档案里多了一项记载：宗室魁斌奉旨袭封睿亲王，仍享“铁帽子”世职。所谓“铁帽子”，本是清廷对八大功臣后裔的一种特殊待遇，爵位可以永世承袭，俸银、宅第、庄园，一并世袭。数十万亩田地、上千间房屋以及源源不断的祠田租谷，使睿王府在晚清时仍有骄人声势。
然而制度再坚固，也难敌时代转身。辛亥枪声落下，皇室俸银停发，佃户赖账成风，租谷难收。魁斌虽因资历深厚保留了一份象征性津贴，终究捂不住家族账本上的窟窿。民国四年，魁斌病逝，年逾三十的长子爱新觉罗·中铨领到溥仪颁发的睿亲王封诰——只多了顶乌纱，少了银两。王府上下却不敢拆掉红漆大门，仍按旧例鸣钟开宴，似乎门里还是昔日大清。

北京城的气氛却已今非昔比。胡同口亮起电灯，东交民巷驶过进口轿车，西餐馆里走动的侍者操着半生不熟的国语招揽生意。老贵族们跟在新贵后头学穿西装、学跳舞，讲究“体面”二字。中铨也不甘落后，他在前院安了七部电话，又购入两辆福特小汽车，给府里添了间欧式厨房。管家苦劝：“爷，银库里已见底，再耗可撑不住。”中铨却只摆手：“人活一口气，咱若也捉襟见肘，谁还把睿王放在眼里？”
为了维系这口气，他打开了祖辈留下的匣子。过去装点九龙壁的名人卷轴、康乾年间流入宫中的西洋怀表，一件件被挪出门槛，落到琉璃厂古玩铺的柜台。卖家产得来的现银转瞬又散在舞池、赌桌与红毯。1921年，后罩楼四百余间被抵押给盐业银行，仍挡不住债主催逼。河北高平的佃户干脆推脱道：“大清都没了，我们交谁的租？”官司打了又打，田还是荒下去。

1930年夏天，华北旱情，市面青黄难济。中铨走投无路，想起城外那片祖坟。夜半，他与一名地方警探密会。警探小声劝诱：“王爷只管指路，开棺的事交给兄弟们。挖出的东西一人一半。”中铨默默点头。他或许也清楚，这一步迈出去，便是砸碎祖宗牌位。三个夜里，金珰玉珮被装进麻袋，棺木破裂声掩在风里。
然而账算起来总得分毫不差。有人嫌分赃不公，悄悄把线索递到顺天地方法院。1931年春，案件公开，满城哗然：昔日的铁帽子王居然成了盗墓犯。依据《大清律》修正的民国《刑法》，盗掘祖坟属重罪，本应重判。法官权衡良久，念在“自盗祖墓”而非对外人行窃，判七年，后改为五年。审判时，中铨站在被告席，胡须拉碴，听宣判只是低声嘟哝：“也好，有口饭吃。”

服刑期间，他的余产被悉数拍卖。等到1936年刑满出狱，曾经巍峨的睿王府已拆作数个院落，部分租给小作坊，门口挂着“出租”木牌。中铨失了栖身之所，只得在亲戚家借住，偶尔替古玩店写几笔题词换取烟饭。1939年腊月，他因肺疾客死旧仆家中，终年四十六岁。没有王府号笛吹奏，没有满蒙亲贵吊唁，只剩一顶褪色貂帽陪他入棺。
其后，睿王府的血脉仍在，却无再起之日。三个侄子把家谱锁进木箱，白天于西四牌楼摆摊卖旧书，夜里蜷在租来的后屋。偶尔有西洋游客询问：“你们真是王爷的后代？”少年低头收拾书本，只说：“都过去了，别提。”

曾经用金线绣就的“世袭罔替”四字，如今只留在档案卷宗。俸禄、田租、顶戴花翎，与其说是家族的依靠，不如说是禁锢。一旦政治土壤改易，这层光环顷刻瓦解。中铨的悲剧并非孤例，昔日旗门无数公、贝勒都在类似漩涡里挣扎：身份要维系体面，口袋却越来越瘪；古玩可卖，宅院可当，连祖坟里的金银也被算作流动资金。法律终结了他的非法筹款，但真正令睿王府归于沉寂的，是从世袭制度被抽空的那一刻起，时代已合上旧章。
睿王府旧址后来屡经拆改，砖瓦早换新颜，昔日宫墙仅余几截残垣。至于那片被盗开过的祖坟，位置已难觅踪，史料里只留下几句“案卷已归中央档案馆备案”。铁帽子王的荣光就此尘封，成为史书角落里一段短短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