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与情人厮守，她竟亲手下毒害死丈夫，没想到因一场墓地盗尸事件真相曝光，这究竟是巧合还是蓄谋？
1552年腊月初八，宝应县衙正忙着整理来年秋审的卷宗，知县岳东升却突然被一份棘手的呈文打断。城东保长说，在野塘边发现一具覆满冰霜的无名尸，且衣着完整，无劫杀痕迹。岳东升的第一反应不是查凶手，而是皱眉计算手续——按《大明律》，无主尸体必须先报州府，再交户籍里甲核对，这套流程稍有疏漏便会被上司参劾。可就在文书尚未发出时，保长报称尸体失踪，一桩看似例行的官差立刻转成了疑案。
知县并未立即追究看守的过失，而是命人封锁塘边，暗地里调阅近三日亡故人口。十六名死者资料中，只有李禄的死亡经过略显仓促：死前一刻还吆喝家丁生火，片刻后便口吐黑血，被妻子王氏认作“绞肠痧”。岳东升记下这个名字，却先把矛头指向丢尸的两名年轻值夜者。两人战战兢兢地承认，寒夜里借酒取暖，醒来时尸体已不见踪影。为了保命，他们从新坟里搬出另一具男尸填补空缺，用土灰掩盖脚印。

“你们可知盗尸按律坐杖八十？”岳东升冷声发问。年轻人跪地求饶：“小的糊涂，实在怕吃官司。”这几句颤抖的供述，为案件打开了缺口——如果失踪的正是李禄，那么盗尸只是枝节，真正的要害在于李禄究竟如何死去。
验尸被安排在正午。仵作用羊毫挑开口鼻，惊讶地发现喉间竟有银灰色残渣。点燃火烛，冒出的白烟带着刺鼻甜味，正是铅汞蒸汽常有的气味。这一发现，与王氏“绞肠痧”之说完全对不上。岳东升请来本地郎中，郎中只说一句：“此乃热铅灌喉之毒，非药病所致。”坊间传闻早有坏心人用麻沸散令对方昏迷，再趁机以铅水灌杀，手段狠辣却不留刀伤。情状与李禄吻合。
案卷至此出现第二条破绽：王氏坚持丈夫暴病身亡，可她送葬匆忙，既未请族长，也未报保甲。在明代，户籍制度极严，跨县成婚本就要层层备查；丈夫骤亡，妻子却绕开保长，自行埋葬，难免惹疑。岳东升便以“调查户籍手续”为由，将王氏传衙。

王氏初到堂前，哭声凄切，声称“夫婿命薄，非我所害”。岳东升不急审问，只轻声一句：“你若无辜，自能对簿秋审；若有隐情，早说方保尊亲周全。”王氏面色微变，眼神飘忽。旁席的柳逢春此刻也被带到，二人视线交错后立刻错开。岳东升捕捉到这一细节，暗示衙役拆开审讯，先问柳逢春。
柳逢春先道：“与王氏两小无猜，但自她出嫁后再无往来。”却在接下来的对质中，被呈上共行走动的邻里供词，几处时间地点与他口供相悖。岳东升随即掷出仵作报告，指明李禄死于铅毒，而非自然疾病。面对铁证，柳逢春额头冒汗。王氏这才失声尖叫：“全是我一人所为，他被我连累，请别难为他！”一念之差，终成无可挽回的结局。

如何走到这一步？案卷补录的背景材料给出答案。原来王氏与柳逢春自幼私定终身，却因王氏父母看中李禄家有三间瓦屋，将女儿远嫁邻县。明代良家妇女的婚姻迁移，必须由官府核准后注销旧户入新户；没有“户贴”，私奔即视为逃亡，轻则受刑，重则妻子被卖作奴婢。两人曾打算结伴他乡，但既无路引也无保人，不出城门就会被缉回。无计之下，只能暗中相会。久而久之，情欲与怨怼交织，铅水就此端上案桌。
至于尸体缘何被盗，保长与看守的供述显示，当地虽有“按柩守夜”明文，却往往由里甲轮流值守，夜半无人督察。新坟距塘边不过百余步，盗尸者趁着巡更空隙，轻易将李禄遗体移去，再用别处尸骸顶替。保长惧怕失察问罪，本想偷偷埋葬替身混过衙门，却不料仵作法眼如炬。由此可见，制度虽有，执行却难周全，漏洞在于人心。

秋审结果很快上报：王氏因谋杀亲夫加之通奸，依《大明律·杀人》条，被定凌迟极刑；柳逢春“谋杀从”论斩监候；保长失察，杖六十，递解听勘；两名年轻值夜者各笞四十，充军五百里。判词没有溢美之辞，仅一句“情法相权，当从重议处”，却将婚姻、情欲、法律三股劲力拧在了一处，留下沉重注脚。
此案在宝应传唱多年，人们唏嘘于王氏与柳逢春的悲情，更惧于法律霹雳。可若细细追索，情杀背后，是家长包办的铁律，是户籍制度对迁徙自由的钳制，也是基层执行力松弛留下的缝隙。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绳索，层层收紧，最终催生了极端的解脱之道，而刀斧加身的惩戒，则以最冰冷的方式提醒后人：逃离制度的代价，绝不止一具尸首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