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询问郭沫若谁是当代书法高手，郭沫若为何只推荐这三个人的书法成就？
1973年早春的南京雨水不多，空气里却仍带着些许潮意。江苏省国画院的小楼里，几位编辑围着一堆刚寄来的书法作品半天拿不定主意。有人皱眉低声说：“这么多稿子，到底选谁的？”另一位接话：“郭老已经答应帮我们把关，他说‘看完心中自有高低’。”小楼外的石阶湿滑，远处林散之正拄着拐杖缓步而来，他还不知道这次“审稿”会成为自己书法生涯的转折点。
林散之1898年生于安徽和县，早年学画，拜黄宾虹门下，兼习唐碑宋帖。多年潜心研磨，却因性格寡言加上战乱频仍，名声一直局限在江南一带。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随处可见，草书的豪纵气势意外受到关注，他那种融泼墨与行草于一体的“云烟笔意”逐渐显露价值。1972年，他带着十余幅大草赴日展出，日本评论家称其“墨色如雷雨初歇”。这一年，他已74岁。

郭沫若第一次在南京见到林散之的真迹，是那套赴日归来的原作。笔画粗细参差，墨团飞白并呈，似断似连却又气脉贯通。郭沫若放下卷轴，笑道：“这股劲道，古人里只有怀素敢这么撒野。”陪同人员悄声问：“能登刊么？”郭沫若只说两字：“当然。”于是，《人民中国》1973年第4期封三页，林散之名字第一次被全国读者记住。
与林散之几乎同时代的费新我，命运走了另一条陡坡。1903年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他，原本擅长花鸟兼作山水，1956年因核肺病导致右臂失去力气。医生劝他休息养身，他却把毛笔夹到左手。“写不成字，活着也没味道。”他常这样自嘲。最初一行字歪歪扭扭，他就把棉絮搓成粗笔，蘸浓墨在废报纸上练，坚持“悬肘悬腕”，又借太极推手的圆劲改造运笔。三年后，他的左手字像刀劈竹节，转折处带劲拔力。1984年远赴美国举行个展，纽约时报以“强悍的东方线条”评论其作品。

费新我与林散之交往不多，却相互欣赏。1975年，两人同赴苏州出席书法座谈。席间，费新我笑问：“右手写字是什么感觉，我都快忘了。”林散之答：“我倒想试试左手，可惜年纪大，骨头硬了。”一句调侃，引来满堂善意的哄笑。外人只看见艺术高度，少有人体会他们背后的沉默和坚忍。
比起前两位，赵朴初的书法道路更显从容。他1911年前后随家人迁到上海，家学渊源深厚，祖辈翰林，家中碑帖卷宗浩繁。少年时，他一面研习苏黄米蔡，一面沉浸佛典，常把心经写十遍再焚香默坐。抗战时期，他奔走于各地僧团，组织施粥赈济。有人问他缘何不专攻书艺，他说：“救人要紧，字可晚成。”直到1960年代末，他才真正潜心书法，将参禅心得融入线条。那种疏朗、淡远、含蓄，后人称之为“赵体”，实则无体胜有体。

1970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性工作会议间隙，毛泽东偶然翻到一本讨论现代书法的小册子，据说读后颇感兴趣。休息室里，他向随行人员提出问题：“今天写字写得好的，还能举出几位吗？”席上众人面面相觑。郭沫若思索片刻，说了三个名字：林散之、费新我、赵朴初。有人追问缘由，他答得简短：“一位凭气魄，一位靠意志，一位得心法。”
“凭气魄”指的是林散之。草书讲究一气呵成，气短则笔断，他七十开外仍能落笔如骤雨，是少见的旺盛生命力。“靠意志”落在费新我身上，左手改写非但没有削弱笔力，反而让线条更显刚直。至于“得心法”，佛门讲“心手双忘”，赵朴初把书法当修行，字里行间透着不争之淡泊。郭沫若补了一句：“这三人互不重复，恰好显出当代书法的宽阔。”

那次会议后，三人名字迅速在书坛传播。林散之的草书被视作继王铎之后又一道高峰；费新我则成为学界研究“左手书法”少见的活样本；赵朴初的字随佛教慈善活动走进寺院殿阁，也走进寻常百姓家。不同道路，却共同说明：书法与时代紧密相连，也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
回望20世纪的书坛，战争、政治运动、身体病痛、宗教情怀交织成复杂背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散之的纵横、费新我的悲壮、赵朴初的空灵汇聚成为当代书法的三道坐标。郭沫若当年的回答看似随意，其实把“气、骨、神”三字各安其位。这或许就是他坚称“另选他人也无此格局”的真正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