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外号“铁娘子”，民间叫她当代“女包公”，她一生坚守原则、刚正不阿，始终强调办案要实事求是，办案不看职位高低，专挑硬骨头啃，并留下了“板上钉钉带拐弯”的铁案名言。退休多年仍让贪官闻风丧胆，她就是刘丽英！

主要信源：（凤凰网——解密中国女性高官：刚柔并济闪耀政坛）

刘丽英1932年出生在山东东平，家里条件也一般，可她爹娘硬是省吃俭用供她读书。

1947年，她加入了东北的进步团体“青年同盟”，开始往革命这条路上靠了。

第二年，她考上哈尔滨公安干部学校，学了几个月，年底就分到沈阳市公安局，当了个普通科员。

这一去，就是大半辈子的奔忙。

在沈阳公安局，她干的是干部人事的活儿，天天跟档案、材料打交道。

这工作看着枯燥，她却做得极认真，一个干部的履历、经历、前后记录，她都要抠得清清楚楚。

稍有对不上的地方，就翻旧档案、找旁人问，非得弄个明白不可。

就这么踏踏实实干了十五年，从科员升到科长，一步一个脚印。

1963年，她调到沈阳市委组织部当干部处组长，管的还是人的事，还是那股子较真劲儿。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十年特殊时期”来了。

她这人讲规矩、认死理，不肯顺着某些人的意思乱说话，很快就被盯上了。

先是挨批，后被诬陷，最后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一待就是八年。

那八年是真苦，不光是干活累，家里也遭了大难，父母、丈夫接连离世，三个亲人说没就没了。

换个人，怕是早就垮了，可她咬着牙扛着。

在农村，她亲眼看着那些人怎么胡来，怎么欺负老百姓，心里反倒更坚定了：权力要是没了管束，遭罪的永远是普通人。

她没低头，也没跟着说瞎话，就这么硬邦邦地熬了过来。

1973年，组织上给她平了反，调到沈阳市建筑工程局当组织科长。

她没闹情绪，也没急着翻旧账，还是老老实实做组织工作，看人、看事，眼光更透了。

1977年底，形势好转，她被调回沈阳市公安局当政治部主任，第二年就升了副局长。

这时候，她当年跟“四人帮”对着干的事已经传开了，不少人知道这个女干部骨头硬，不轻易服软。

1979年2月，中央重建中纪委，需要敢碰硬、懂干部工作的人，就把她调了过去。

这一年，她47岁，从此扎进纪检战线，一干就是24年。

刚进去，她就参与了“两案”的审理，后来还当了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参加对江青等人的审判。

她没带私人情绪，就盯着事实和规矩，该怎么审就怎么审，该怎么记就怎么记。

这事儿办完，她在系统内出了名，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认死理、不怕事的女干部。

1983年，她当上中纪委常委，开始办那些震动全国的大案。

头一件就是江西倪献策的案子。

倪献策是省长，正省级干部，在当地经营多年，关系盘根错节。

之前中央派过几个工作组，都没查出名堂，不是被拖着，就是被各种关系磨回去了。

这次派刘丽英去，她没摆官架子，也没搞大动静，一到地方就从最基础的材料查起：项目批文、资金流向、干部提拔记录、以前的举报信……一点点捋。

有人劝她别太较真，她就说党的纪律是铁的，不管是谁都得按规矩来。

查了几个月，证据攒够了，倪献策被拉下马，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落马的正省级干部。

这案子一结，老百姓私下里叫她“女包公”，她听了只说这是本职工作。

往后十几年，她办的大案一个接一个。

1994年的无锡邓斌案，非法集资32亿，牵涉12个省市，案中案85件，连北京国安局的干部都卷了进去。

她带着人一层层剥，顶着说情、威胁，愣是把主犯邓斌查得底朝天，最后判了死刑。

这案子还牵出了更深的问题，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

后来河北李真案更难办，李真是省国税局局长，背后有省委书记程维高撑腰，放话说要报复举报人。

刘丽英当时就撂下话：“就算头拱地，也要把案子立起来。”

最后李真被判死刑，还牵出五十多起相关案件，九个厅级干部落马，整个河北国税系统查了160多人。

程维高后来也被追究了责任。

1997年，她65岁，本来想退休，组织上觉得她经验足、定力稳，留她当中纪委副书记。

她又接了沈阳“慕马案”，慕绥新、马向东在当地经营多年，腐败网络织得密，涉案官员上百，连司法部门都有人掺和。

查案时阻力大得吓人，有人说情，有人诬告，连她儿子都被人举报受贿四百万。

她没慌，一边请组织查清楚自家的事，一边咬着牙往下查。

最后十七个“一把手”落马，沈阳的风气硬生生被扳了过来。

有人问她怕不怕得罪人，她说怕就别干这行。

她儿子也吐槽她到处得罪人，退休了去哪儿？她就回一句：“在北京待着。”

她在纪检岗位干了24年，办的每个案子都讲究“板上钉钉带拐弯”，证据得像钉进去的钉子，拐个弯都拔不出来，翻不了案。

她常讲，办案不能含糊，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放过坏人，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历史。

2002年，她70岁，终于退休。

2024年9月30日，她在北京走了，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