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郑州大学的全日制学生，不过我曾写过关于一块红板的内容。
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及郑州大学校园里的一块红板。很多人误以为我是郑大的学生，实则不然。
我是郑州大学成人大专的学生。1993年，我拿着印有“成人教育”的通知书踏入校园。我们那批学生，都不在校内上课。虽然身处校外，但我们也出色依旧。
我只是个“校外的郑大学生”，从未拿过郑大全日制的学生证，也从未走过郑大的林荫道去教室。然而，我站在那块红板前，问了一个问题：上面的词，与我父亲有何关联？
我父亲82岁还在地里劳作，骑着自行车去乡里，直至离世都没等到应有的照顾。我外婆临终前想吃个烧饼，却未能如愿。我小舅当了一辈子泥瓦匠，腰都弯了，仍在等待。
我所写的并非郑州大学，而是那块红板所代表的那套体系——将让人费解的词写在大板上，却把我父亲、外婆、小舅、二姐置于板子背面的那套体系。
往后我不会再写“郑州大学”这四个字了，并非害怕，而是没必要。我的文章里，只有唐河，只有长垣，只有父亲、外婆、小舅、二姐。只有那道楼梯，那十斤香油，那半屋子花生。只有那个大雨天，那句“不要礼物要钱”，那句“是不是没人管我了”。
这些，比任何一块红板都更值得铭记。
我不是郑大的全日制学生，我就是我，一个河南乡下女儿，娘家唐河，婆家长垣。我写文章，不代表任何学校，只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父亲，代表我外婆，代表我小舅，代表那些“没等到”的人。
你问我是什么学历？我的学历是：父亲的那十斤香油，外婆的那个烧饼，小舅的那碗菜。这些，比任何一张文凭都更有分量。
一个河南女儿的追问 我不是郑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