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弥留之际致信聂荣臻，恳请为前妻支付费用，他深感愧疚，只能说抱歉
1939年初冬，五台山麓已被薄雪覆盖，晋察冀军区一间土坯手术室里，白求恩正把一根粗大的导管插入一名胸部贯通伤员的肋间隙。那套“人工气胸”器械原本用于治疗肺结核，如今却被他改进成战地急救利器，几分钟后，塌陷的肺叶重新鼓起，伤员呼吸转为平稳。有人小声嘀咕：“老外，这法子真行。”他抬头只说了一句，“活下来，比什么都好。”一句普通的中文，却让在场十几名学员记了一辈子。
边区缺医少药，他把加拿大带来的止血钳反复煮沸；没有橡胶手套，就剪下雨衣袖口代替；缝线用马尾消毒后晾干。按日记统计，最紧张时他一天要做四五十台手术，最长的一台足足持续十八个小时。聂荣臻担心他的身体，派人劝他休息，他摆手拒绝：“趁我还站得起来，多救一个是一个。”这句极具爆发力的话，后来被翻译写进军区简报，成为年轻医护的口头禅。

模范医院建成后不过三个月，就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木梁焦黑，纱布当窗帘的病房化成瓦砾。可没过两天，临时支架和油布就出现在山沟里，新版的“流动医院”随行部队转战。行军途中，药箱被截，打开一看，只剩石块和旧报纸。凯瑟琳·霍尔急得掉泪，他却笑：“石头也好，至少能压纱布。”这种苦中作乐对士气是极好的，学员们说，见他不急，自己也就稳住了。
然而高强度的手术总有代价。10月初，他在昏暗灯光下不慎割破左手中指。缺乏青霉素，只能用酒精简单冲洗。几天后，丹毒沿着臂膀疯长，烧得他彻夜呓语。医护轮流守着，他仍要求下床查房。护士急了：“您再不躺好，我们可不干了！”他虚弱地笑：“那我就自己包扎，行吗？”一句玩笑，掩不住肿胀伤口的暗红。

病情恶化到无法握刀，白求恩终于让助手扶他坐起，颤抖着写了一封英文信。信纸皱皱巴巴，墨迹被汗水晕开：
“Dear Nie， 我知道前线需要我，可我怕是回不去了。请把我留在加拿大的那点积蓄，替我转给弗朗西丝。年轻时我亏欠她太多，现在只能这样补偿。我十分抱歉，也请你原谅我再添麻烦。”

写完，他把信递给身边的翻译，又补充一句：“Revolution is my wife now.”译员迟疑，他摆了摆手，“就说我愧疚，她会懂的。”这是第三句对话，也是他此生最后一封亲笔信。
11月12日凌晨，雪落得更厚。守夜的卫生员发现他停止了呼吸，腕上已无脉搏。消息传到司令部，聂荣臻沉默许久，只吩咐：“务必按他的嘱托，把那封信送走。”随后下令，将边区卫生学校更名“白求恩学校”。那一年，他49岁。

白求恩走后，晋察冀依托他创立的巡回医疗制度，手术成功率首次突破百分之八十。更重要的，是一批批学员沿着徒步行军的路线，把外科无菌观念带进山村、根据地，甚至前线地窖。伤口不再只是用草灰和红糖敷上一层，而是先用开水器具消毒，再尝试缝合、引流。战争拖长，却因为这些细节，成千上万的士兵活了下来。
人们难以想象，一个远道而来的加拿大医生，在弥留之际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功绩，而是一位早已离异的英国女子的生活。有人说他把爱都给了中国，也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的化身。无论怎样评价，有一件事被写进军区档案——那笔不足一千美元的存款，几经辗转，最终还是交到了弗朗西丝手里。信封上加盖着山沟里手刻的红邮戳，时间显示：1939年12月。小小印章，像一枚微弱的心跳，在半个地球外继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