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冬天，北京一家报馆被一群人给烧了。理由很简单：那家报纸说的话，他们不爱听。有位学者看完这消息，半夜爬起来写了一封信。信里没有骂那些年轻人，只问了一句：今天你因为不同意就烧他的报馆，明天他因为不同意来烧你的，这日子还过不过？

这话在当年没人当回事。但这位学者较了一辈子真。

他翻来覆去说一个理：别听那些让你“牺牲自己换国家”的鬼话。你自己都没了，拿什么去换？他在书里写得很直白——一个奴才，就算有一万个，也建不起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要想国家像个人样，得先让自己像个人样。别指望靠别人赏，得自己去争。

他说自己挨了四十年骂，从不生气。有人骂得太离谱，他反倒替对方着急，觉得这人把自己人格给骂丢了。这话听起来像装大方，但他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当年他办杂志，坚持一个规矩：骂我可以，但得署真名。不署名的骂稿，一律不登。他不是怕骂，是怕那种躲在暗处捅刀子的风气。

晚年他又琢磨了一层。他发现光喊争自由没用，得先学会容忍。他讲了一个很得罪人的判断：凡是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根本不配谈自由。这话把两边都得罪了。左派觉得他替反动派说话，右派觉得他替共产党开脱。他就是不松口。他在一次演讲里说，容忍不是大度，是认怂——承认自己可能是错的。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永远正确，那就跟独裁者一个德性了。

他打过比方。说中国家庭死个人，讣告上个个写“泣血稽颡”，哭得死去活来。实际上呢？根本没那回事。这种假哭假嚎的事干多了，整个社会就成伪君子窝了。他下了一个狠判断：如果人人不讲规则光谈道德，最后全成了骗子；如果人人先讲规则，道德反倒自己长出来了。

他这辈子最恨的还不是反对他的人，而是那种“不容忍”的派头。他觉得一个人一旦认定自己手里握着绝对真理，就什么都干得出来——封嘴、烧报馆、甚至杀人，都能找出伟大理由。

到头来就一句话：不想当奴才，就先别把别人当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