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他以为要升官了，行李都顾不得收拾，连夜乘车前往北京。谁知道他刚下车，就冲过来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当场把他逮捕了。

主要信源：（抗日战争纪念网——刘万春）

1950年11月，北京火车站，刚从火车上下来的刘万春理了理军装领口，手里攥着那张盖有聂荣臻印章的会议通知。

他这趟进京前，还在36军军部跟干部们交代整编工作，心里想这次开会是汇报绥远部队改造的成果，还是中央要给自己压更重的担子。

谁能想到，脚刚沾上月台的地面，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就围了过来。

为首的亮出逮捕令时，他手里的公文包“啪”地掉在地上，里面的笔记本滑出来，那本还没拆封的《绥远部队改造总结》再也没机会翻开。

刘万春这辈子，从河北交河的回民家庭走到36军军长的位置，走的从来不是一条直路。

1898年出生的他，21岁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时候的保定军校是军官们的金字招牌。

他在学校里单杠能拉二十多个，战术课回回拿优，毕业后从排长干起，北伐、中原大战里都有他的影子。

在傅作义、董其武麾下，他从独立第7旅参谋长做到35军副军长，抗战时期守忻口左翼灵山阵地。

带着部队跟日军死磕七天七夜，全旅伤亡过半也没丢阵地，成了绥远地区举足轻重的实力派。

1927年冬天蒋介石去部队视察，别的军官都往前凑想露脸，刘万春正带着士兵练单杠，见蒋介石来了也没停，照旧喊着“一、二、三”的口令。

蒋介石站旁边看了会儿，说了一句“这个军官不错，有周亚夫之风”，就因为这句话，他从营长一路升到军长。

这份知遇之恩，成了他后来心里解不开的结。

1949年北平和平起义后，毛主席说暂时不对绥远动武，让傅作义去做工作，我党派联络组过去统一各方。

这时候的刘万春就开始耍两面派了。

蒋介石派徐永昌来绥远策动反抗，董其武断然拒绝，刘万春却收下了国民党给的新任命状，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

1949年6月傅作义派人来绥远准备起义事宜，刘万春负责保障联络组安全，见面就说绥远情况复杂，很多人不赞成和平解决。

后来又在联合会议上说联络组不能上街，要上交武器，说完扭头就走，还派人在联络组驻地设卡。

他手下的连长李锡庆带士兵堵截联络组代表，搜身没查出东西就投手榴弹开枪，造成一死三伤。

事情闹大后，刘万春把李锡庆抓起来直接枪毙，明眼人都看得出是想灭口。

即便这样，我方为了大局还是没深究，傅作义8月亲自飞到绥远做工作，徐永昌也飞来想拉人顽抗。

刘万春这时候又动了投机心思，跟徐永昌说部队都是绥远子弟不愿西撤，会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但转头就跟国民党说自己是“皮儿红心里白”，要当内应等“光复”。

1949年9月19日绥远通电起义，他是第三个签字的人，之后原111军改编为解放军36军，他当了军长。

1950年1月还兼任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看起来是被重用的样子。

可他根本没断了跟国民党的联系。

1950年初，他派亲信李玉浩偷偷去香港，带回了蒋介石的亲笔手令、新委任状和密码本。

这些东西他都藏得严实，那张委任状缝在公文包夹层里，密码本锁在抽屉里。

他以为自己做得隐蔽，其实华北军区的情报网早就盯上他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国民党要反攻”的言论，蒙蔽了不少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绥远起义部队先后发生叛变，派去改造的政工干部彭志超等人遇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再也不能容忍了。

华北军区先把证据拿给傅作义和董其武看，董其武念及旧情含泪请求按纪律处理，但希望念在起义的份上留他一命。

聂荣臻请示中央后，决定用“调虎离山”的办法，以开会为名把他召到北京抓，免得在绥远动手引发兵变。

刘万春被捕时，那张缝在公文包夹层的委任状被搜出来，他整个人都懵了。

审讯室里，从香港截获的密信、旧部串联的名单、私藏弹药的分布图一件件摆在面前，他没法抵赖。

案子到了军事法庭，按军法他这种通敌策反的行为足够判死刑。

但法庭调阅1949年绥远起义的档案，发现他当时确实压制过几个想开枪的顽固派，帮起义扫清了障碍，这份功劳被记在案。

毛主席审阅案卷时批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最后判了他17年有期徒刑。

跟他一起被捕的张朴、鄂友三因为直接参与叛乱杀人，被执行死刑。

17年牢狱，他每天参加劳动改造，写思想汇报，慢慢琢磨自己这辈子到底错在哪。

197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特赦令，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全部特赦。

刘万春1976年出狱，被安置在北京，1977年11月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

晚年的刘万春很少提当年在绥远带兵的事，也不回那片曾经掌兵的土地。

他写了本《我的戎马生涯》，里面说自己当年被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洗了脑，最后明白“人得跟着历史走，不能跟历史拧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