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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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抗生素市场极其残酷，英美两国把青霉素当成最高军事机密来管控，那时候黑市上的一支消炎药能直接换等重的黄金，不少投机者借着国难疯狂敛财。
 
就在这节骨眼上，远在美国哈佛做研究的汤飞凡做了一个反常的决定，收到国内来信后，他立刻停下重点科研项目，拒绝了美国官方抛来的优厚待遇，转身登上了回国的客船。
 
他要在昆明西山的一片荒滩上重建中央防疫处，这地方当时根本称不上是正经实验室，连最基础的自来水和稳定供电都没有，一切基础设备都得从零开始凑。
 
硬件条件差到难以想象，研究员们每天得自己划着小木船去湖中心打水，用来给玻璃器皿高温消毒的设备，是一台捡回来的废旧漏水锅炉，大伙儿还得天天修补才能勉强用。
 
养细菌得有专门的营养液，买不到现成的商品蛋白胨该怎么解决，这群人硬是想出了个接地气的办法，他们去菜市场买来生猪胃，自己动手从中提取胃酶来发酵做替代品。
 
发酵用的容器更是五花八门，废旧浴缸、玻璃瓶甚至丢弃的便盆全用上了，为了让霉菌有足够的氧气，他们专门挑选扁玻璃瓶来增加接触面积，还自己动手搭了个24度的温室。
 
搞这些玩意儿总得花钱，可当时手头的经费已经见底，多亏英国学者李约瑟四处奔走，帮着向国际组织申请了一笔关键资金，这点钱被悉数拿来买了最紧缺的化学试剂和基础设备。
 
只有瓶瓶罐罐还不顶用，最要命的是找不到能高产青霉素的菌种，汤飞凡团队跑去街头捡烂水果，去地里挖泥土，甚至专程从印度引进了几十个菌株，发酵提纯出来的效果全不达标。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一次大扫除中，有位研究员在整理房间时，翻出了一双受潮长满灰绿毛的旧皮鞋，搞科研的人对这些极其敏感，立刻小心翼翼把这团绿毛采下来送进了培养皿。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株从旧皮鞋上刮下来的野生霉菌，跟实验室里其他四十多个候选菌株同台竞技，产量居然稳居第一，它成了那个艰难岁月里最金贵的活宝贝。
 
培育这个宝贝的过程同样险象环生，当时日军飞机的轰炸极其频繁，防空警报一响，大伙儿连私人物品都顾不上拿，第一反应就是抱着正在发酵的器皿往防空洞跑，生怕心血毁了。
 
熬过了无数个日夜，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在1943年硬生生被造了出来，次年秋天，他们拿出了五小瓶冻干粉，专门找了几个得了重度败血症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的伤员试药。
 
奇迹发生，濒死重伤员打完针后高烧消退，炎症被彻底压制，这批药品随后被送去海外顶尖大学盲测，结果大获全胜，中国成为全球第七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药造出来了，但汤飞凡立了一条死规矩，严禁任何形式的民间买卖与牟利，当时产量极低，每一滴药水都必须直接调拨到抗日第一线，专门救治重伤将士，实质性撕开了列强的封锁。
 
抗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放开了青霉素出口，汤飞凡顺着势头直接开启了国产青霉素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研究，这不仅是跟上国际步伐，更是在给新中国的抗生素产业打牢工业底座。
 
只要国内出现家畜疫情或是传染病隐患，他总会一头扎进实验室，没过几年，中国第一批狂犬疫苗、白喉疫苗和牛痘疫苗接连问世，迅速填补了国内公共卫生的防疫空白。
 
晚年他把目光锁定了让人痛苦的沙眼病，经过反复观察研究，他成功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成为全球首位揪出该核心病原体的科学家，这份坚守科研一线的执着一直燃烧到了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