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秋，重庆白公馆监狱的放风坝里，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头正围着一棵石榴树来回疯跑。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只与疯跑的老头对视了一眼，便向看守所长下令：““这人不是疯子，把他关起来。”
这个被沈醉一眼看穿的老头，就是后来小说《红岩》里“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1908年生于山东阳谷县。1930年，他离开老家到北平求学，在地下党领导的春秋书店当店员。在书店里，他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他就接到了一个刀尖上舔血的任务——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做情报工作。韩子栋利用自己曾是国民党党员的背景，成功潜入蓝衣社内部，获取了大量情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但好景不长。
1934年，北平地下组织遭叛徒出卖，韩子栋被捕。在狱中，特务对他轮番施以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辣椒水、老虎凳、电刑一样不少，想从他嘴里撬出地下党的机密。韩子栋始终咬紧牙关，拒不承认一切指控。特务无计可施，只能把他当成“军统严重违纪人员”继续关押。此后十多年里，韩子栋被辗转关押于南京、武汉、湖南益阳、贵州息烽等地，最后被送到了重庆白公馆。

在息烽集中营，韩子栋与川康省委书记罗世文关在同一间牢房。两人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后，开始秘密商定越狱计划。韩子栋起初主张创造条件集体越狱，罗世文却劝他：集体越狱太困难，不能逞英雄主义，能跑一个就跑一个，出去了的人可以把狱中的情况告知世人，给国民党以压力。罗世文还叮嘱韩子栋，千万不能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这个叮嘱韩子栋记了一辈子。
在罗世文的建议下，韩子栋走上了装疯这条最苦、最险的路。
他整日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脸上的污垢厚得洗不掉。特务们轮番试探他，故意打翻他的饭碗，当着他的面辱骂共产党，推搡踢打，想激他露出破绽。韩子栋全程面无表情，像一块石头。有时特务在太阳坝画个圈，让韩子栋站在里面暴晒，尽管晒得大汗淋漓，他也一动不动。有时特务让他吃蚂蚁、蚯蚓，韩子栋还真就吃。久而久之，特务们真就把他当成了疯子，给他编了个代号“225号”，说“你就是把他放走，他还是要回来的”。
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撤销，韩子栋与罗世文、车耀先、宋绮云等72人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
然而刚到重庆不久，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就被特务枪杀于歌乐山松林坡。韩子栋悲痛万分，他牢记着罗世文的叮嘱，开始秘密筹划越狱。
白公馆背靠大山，四周高墙耸立，电网密布，内外关卡重重，特务们说“插上翅膀也别想出去”，但韩子栋的伪装已经骗取了看守的信任，看守们开始让他帮忙打杂、上街采买。每次外出买菜，他就一边暗中观察，一边留心旁人的谈话，回去之后凭记忆画出地形图。
1947年的一天，沈醉来白公馆视察。这个十八岁入行、一路爬到军统少将的老牌特务，走到院子里时，恰好与正在疯跑的韩子栋擦肩而过。韩子栋的眼珠子轻轻往上瞟了他一下，就那么一瞟，沈醉立刻停住了脚步，韩子栋的眼珠子轻轻往上瞟了他一下，就那么一瞟，沈醉立刻停住了脚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疯子的眼神是呆呆的，而这个人的目光只轻轻一瞟，神志显然清楚。沈醉当场下令把韩子栋关回去，还吩咐看守长：“这人不是疯子，把他杀了。”
但看守长没把沈醉的话当回事。

1947年8月18日下午，机会来了。
看守卢兆春像往常一样带韩子栋到磁器口街上去买菜。走到唐家院子门前时，碰到了看守所医官王殿。王殿邀卢兆春打麻将，卢兆春是个赌鬼，二话没说就坐下来酣战。韩子栋坐在一旁，一会儿摘帽子摸摸，一会儿拿起蒲扇扇扇，佯装百无聊赖。一个多小时后，趁卢兆春打牌打得正欢，韩子栋说要去解手，大大方方踱出门去。一出门，他立刻大步流星，穿街过巷，直奔嘉陵江边，冒险找到一条小船，横渡嘉陵江，彻底甩掉了追兵。
卢兆春发现韩子栋不见时，已经过去了好一阵子。他慌忙报告上级，白公馆炸了锅。沈醉闻讯后，派了几辆小吉普车分途沿贵阳、成都公路追捕，一无所获。
这件事震动了军统高层，据说连蒋介石都发了脾气——一个关押了十四年的“疯子”，居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跑了。

韩子栋辗转45天，靠野果和红薯充饥，昼伏夜行，一路从重庆走到了河南滑县，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建国后，韩子栋先把自己在狱中的经历写成了回忆文章，他说：直到逃出魔窟多年后，他仍然对炒菜的声音和钥匙的响声异常敏感，一听到就会想起敌人对他用刑的场景，头发和汗毛都会竖起来，饭也吃不下去。妻子炒菜时，只好把厨房的门关好。
多年后，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出现在北京。
1980年，已经年过七旬的韩子栋应邀到沈醉家中做客。当年在白公馆一眼识破韩子栋伪装、下令“杀了他”的军统少将，此时已是文史专员。两人一见面，沈醉二话不说，弯下腰，对韩子栋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大躬。沈醉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与韩老成为好友，是经过天翻地覆的一场历史上少见的变化的。”
1992年5月19日，韩子栋在贵阳逝世，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