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一次大会上，杨显东鼓起勇气批评陈永贵，他说：“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杨显东尖锐地批评说：“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主要信源：（凤凰网——“求实”部长杨显东大胆揭开山西大寨真面目）

1979年，全国政协小组会议的现场却因一位老人的发言掀起了波澜。

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杨显东，这位早年留美归来的农学博士，在会上直指当时被奉为圭臬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存在根本性问题。

他说，动员全国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更是把农民推进了穷困的峡谷。

这番话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会场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

来自大寨的政协委员当即跳起来反驳，指责他诬蔑大寨，是要砍掉毛主席亲手树立的红旗。

农业部的领导事后也找他谈话，认为他的发言未经党委同意，个人要承担全部责任，甚至要求他去给大寨的委员当面道歉。

但杨显东没有退缩，那年他77岁，见过太多因脱离实际而受苦的农民，他知道自己必须说真话。

这件事的源头要追溯到前一年。

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太原开会，刚从动荡岁月中走出来的杨显东当选为理事长。

会后，800多名来自全国的农业专家代表提出要去大寨看一看。

大寨是山西昔阳县的一个小村子，十五年来一直是全国农业学习的样板，代表们都想亲眼看看这面红旗到底是什么样的。

杨显东带着大家去了，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虎头山上看不到几棵树，为了搞所谓的“山间小平原”，山顶被推平了，麦子种在上面。

可过了夏收时节，麦苗才六七寸高，麦穗要么抽不出来，要么就是干瘪的。

玉米长得还行，但病虫害严重得很。

杨显东是棉花专家，他一眼就看出来，没有树林，没有畜牧业，生态平衡早被破坏了，病虫害怎么能不多？

更奇怪的是，整个村子静悄悄的，家家户户大门紧闭，窗台上统一摆着金鱼缸，院子里统一种着花，明显是摆给别人看的。

代表们一路议论，都说这不符合农业全面发展的方针，连大寨附近的生产队都没推开这套经验，怎么能让全国都学？

回到北京后，杨显东以农业经济学会的名义组织了座谈会。

他把看到的问题一条条理出来：没有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其他经济都砍光了；毁林造田，破坏生态平衡。

社员的家庭副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社员成了穷光蛋，搞穷过渡，吃大锅饭，农民没积极性。

最让他生气的是，大寨宣传的“自力更生”根本不是真的，国家给了大量无偿的化肥、资金和物资支援。

老经济学家陈翰笙听完，点点头说他说得对。

杨显东又翻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宣传里的大寨亩产千斤根本对不上实际，周边村庄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还在上升，所谓的“大旱之年大丰收”全是假的。

他心里清楚，这已经不是小问题，而是方向性的错误，再捂盖子，中国农业就要出大事。

于是就有了1979年政协会议上的那一幕。

杨显东的发言被印成小组简报发给了全体政协委员，成了那次会议的重大事件之一。

有人说他敢说真话，也有人说他是反对毛主席。

但大多数政协委员其实是支持的，包括一些山西省的委员，大家都清楚学大寨这些年，很多地方越学越穷，只是没人敢说。

农业部的领导坐不住了，因为杨显东的级别太高，他的话容易被当成官方的态度。

部长找他谈话，严肃地说中央没说这话，部党委也没说，他个人要负全部责任。

杨显东回答得很干脆，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农业科学家和政协委员，他要对八亿农民负责，盖子不揭开，他良心不安。

后来部长递给他一张条子，让他去向大寨的委员检讨，他看都没看就放一边了，他觉得自己说的都是事实，没什么好检讨的。

之后的日子里，杨显东继续收集资料。

他发现昔阳县为了学大寨，13年间搞了9330处农田工程，死了310人，伤了730人。

粮食产量虚报了2.7亿斤，占了实际产量的26%，这些虚报的数字最终都压在了老百姓头上。

这些数字让他更加坚定。

1980年全国政协会议，风向彻底变了，很多委员主动支持他，还要求对大寨进行全面调查。

同年9月，陈永贵在人大会议上辞去了副总理职务。

1981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大寨的问题，虚报产量、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等真相被一一揭露。

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在会上称赞杨显东不愧是农业专家，三年前就揭开了盖子，真是难得。

大寨的神话就这样破灭了。

陈永贵后来去了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1986年因肺癌去世。

杨显东则活到了1998年，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