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离谱了！重庆，一女子因失眠向精神科医生诉苦说“不想活了”，被医院认定“存在自杀及伤子风险”，街道工作人员越权代签监护文书，将她两次强制收治精神卫生中心累计161天。事后司法鉴定及多家三甲医院均认定她无明显精神障碍、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她因一纸入院诊断被录入严重精神障碍系统无法移除，无奈之下将辖区街道和派出所告上法庭...
 
2021年，潘红英正经历婚姻危机，丈夫突然失联长达八个月，杳无音信。
 
独自抚养年幼孩子、承担所有家庭开支的双重压力，让她长期处于焦虑、压抑的状态，还患上了严重的失眠问题。
 
整夜无法入睡的煎熬，让她身心俱疲，为了调理睡眠、缓解心理压力，她主动前往家附近的渝中区精神卫生中心睡眠科咨询就诊。
 
就诊过程中，潘红英如实向医生倾诉了自己独自带娃、丈夫失联、生活压力巨大的困境，情绪一时失控，随口说了一句“有时候真的不想活了”。
 
这句压力之下的消极吐槽，并未伴随任何自残、轻生的实际行为，却被接诊医生直接判定为存在自杀和伤害孩子的风险，随即通报了辖区街道工作人员。
 
面对医院提出的住院治疗建议，潘红英当场明确拒绝，她只是希望医生开具药物，帮助自己改善失眠症状，并无住院治疗的需求。
 
可短短数日后，她按照医嘱前往医院复查时，却被工作人员强行带入住院病区，手机、身份证、钥匙、银行卡等所有随身物品全部被没收，彻底失去人身自由，开启了第一次强制治疗。
 
这次强制收治持续了35天。
 
住院期间，潘红英无数次向医护人员辩解自己没有精神疾病，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无人照料，迫切需要回家。
 
但她的所有申辩，都被医护人员认定为精神病发作的典型症状，不仅无人采信，还遭到严格管控。
 
孤立无援的她，最后只能借助其他患者的手机对外求救，才得以顺利出院。
 
事后她查证发现，此次强制收治既没有经过本人同意，也未通知其法定监护人，街道工作人员更是在无授权、无监护资格的情况下，违规代签了监护相关文书，整个流程存在明显漏洞。
 
本以为这场无妄之灾就此结束，没想到2024年，婚姻矛盾的再次升级，让她遭遇了第二次强制收治。
 
当年4月，潘红英与失联归来的丈夫梁某，因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矛盾激化。
 
一次双方因孩子伙食费发生争执后，梁某前往大溪沟派出所报警，后续改口称潘红英手持榔头追打自己。
 
仅凭这一说法，辖区派出所、街道工作人员便联合医护人员，上门将潘红英再次送往渝中区精神卫生中心强制治疗。
 
这次收治时长长达126天，叠加第一次的35天，潘红英累计被强制治疗161天。
 
长期的封闭禁锢、与孩子分离的愧疚，让她身心濒临崩溃，曾以绝食的方式抗争，最终在说服丈夫配合办理出院手续后，才得以重获自由。
 
两次离奇的强制收治经历，让潘红英陷入深深的恐慌，终日担心自己再次被莫名送医。
 
出院后，她特意前往外地暂住三个月，确认安全后才返回重庆。
 
2025年，潘红英与丈夫的离婚诉讼正式启动，为了彻底厘清自身精神状态，杜绝后续隐患，她主动向法院申请了精神状态司法鉴定。
 
2025年5月16日，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权威意见书，明确判定潘红英无明显精神障碍、无智力减退，能够清晰辨认自身行为、独立行使法律权利、表达真实意愿，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此后，她又先后前往多家三甲医院做专项检查，所有诊断结果均一致证实，她精神状态正常，无任何精神疾病。
 
手握多份权威证明，潘红英本以为可以彻底自证清白，摘掉“精神病”的帽子，恢复正常生活。
 
可现实却让她倍感无奈。
 
早在第二次被强制收治后，她的个人信息就被录入卫健部门的严重精神障碍管理系统，系统内仍标注其为精神疾病患者。
 
为此，潘红英多次向渝中区卫健委提出申请，要求删除错误录入的信息，消除不实记录带来的影响。
 
但卫健委给出的书面答复显示，涉事医院的信息上报流程符合当地条例规定，因此无法为其移除系统信息。
 
这意味着，即便有司法鉴定背书，她依旧被官方系统认定为精神障碍患者。
 
更让她痛心的是，在她被强制收治的数月里，年幼的女儿无人悉心照料，出现了高度近视、眼底损伤等不可逆的眼部问题，需要长期接受医学干预。
 
2025年8月，忍无可忍的潘红英正式提起行政诉讼，将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大溪沟街道办事处、大溪沟派出所一并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强制医疗行为违法，并要求相关部门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最终，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潘红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相关部门的送医处置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这个结果，潘红英坚决不服，她表示卷宗中没有任何能够证实她持械伤人的证据，自己的司法鉴定、医院诊断等关键证据也未被采纳，目前她已正式提起上诉，继续维权之路。
 
信息来源：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