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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夏季以后，便衣队象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这些便衣队有地方党组织派出的，也有红二十八军派出的。

由军队派出的便衣队，以后大部分交地方党组织领导。便衣队一般十人左右，由党和苏维埃的基层干部或军队干部任队长和指导员，队员一般都是当地的党员、干部或红军战士。便衣队是一支掌握武装的游击小分队，隐蔽在群众中开展工作，他们镇压反动分子，打击敌人，坚持斗争，但又不同于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不是以打仗为主，而是以做群众工作为主，并执行苏维埃的政纲法令。便衣队的党支部，一般都履行相当于区委、工委、甚至县委或中心县委的职责，实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以，便衣队实际上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

在三年游击战斗中，便衣队先后发展到八十二个，遍布鄂豫皖边区二十二个县。便衣队的任务:(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二)扩大游击区，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三)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四)掩护红军伤病员，进行妥善安置和治疗;(五)筹粮筹款，提供物资供应，(六)利用敌人的基层政权为我服务;(七)严惩坏人，给群众撑腰;（八)接济老区，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九)扰乱、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十)搞侦察，送情报，掩护主力红军行动;(十一)组建游击队和战斗营，补充红军兵员。他们开展工作的主要方法是:选择省界或几县交界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好的地方，白天隐蔽，晚上到群众家里做工作，并以模范的遵纪爱民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站住脚跟。再用亲串亲、邻连邻的方法，由点到面开展工作，由一村到几村，由山区到平原，由秘密活动(组织秘密农民小组、妇女小组、青年小组，发展地下党员)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到公开建立小便衣队和游击队，成立党的组织，掌握基层政权，开设“山林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建设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

在完成上述任务中，便衣队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了到白区“打粮”和对地主豪绅既要钱又要命的做法。在红二十八军、各地方党组织和便衣队普遍实行了税收政策，以征粮代替“打粮”，对地主采取以罚代杀，酌情罚款、罚物，只要他们交齐款物，并保证不替敌人干事，不危害群众，就开给证明，不再征粮征款，予以保护。对联保主任、保长等敌基层政权人员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策略，使得一部分联保主任、保长表面上为敌人效劳，实际上按便衣队的意图办事，成为“两面政权”。对俘虏不搜腰包、不打骂、不侮辱，集中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愿当红军者分到连队不歧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策略，孤立打击了少数，争取团结了多数，分化瓦解了敌人，是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便衣队通过打土豪或规定地主缴纳一定数量的现款和粮食等途径，筹集经费和粮食，请基本群众到敌占区购买粮食和生活用品，以供军需。鹤落坪便衣队还曾在包家河、青夭贩、沈家桥等地开设红军地下商店，红军出钱群众办，经营红军需要的油、盐、布匹、电池、药品等。三年间，便衣队向红二十八军提供了大批现款和相当数量的粮食、布匹、鞋子、药品、雨伞、毛巾等物品，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黄安县委和中心县委的二十个便衣队，还担负救援鄂东北老苏区的重担。他们到附近筹粮，通过地下党和基本群众到敌占区购买生活用品和药品，夜间送进山去，或通知后方的同志下山来背，使老苏区的后方机关和医院，在敌人的反复“清剿”中能够坚持下来。

便衣队是鄂豫皖边区的党和红军的一大创举，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便衣队建立的游击根据地，成了主力红军的后方，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