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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我军在皖西和鄂东北的黄安(今红安县)、麻城一带山区往返游击，先后歼敌多股。并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夜袭孤立驻守霍山县花凉亭的敌六十五师一九五旅二九O团，重创其一个营，毙伤敌二百余人，俘敌百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余支，轻重机枪七挺，迫击炮一门，各种子弹万余发。

一九三五年秋后，蒋介石为阻止我主力红军北上，将东北军陆续调往西北，换来十师、八十三师、一O二师、一 O三师。敌人在鄂豫皖边区的兵力，逐渐减少，但筑成了纵横交错、密织如网的七条封锁线，给我军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摆脱困境，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同志带一、二、三营、特务营和手枪团两个分队去靠近长江的黄梅、广济。方永乐同志进入这一带后，发现敌人兵力相当空虚。他仅以手枪团一个分队就轻取濒临长江的孔垄镇，全歼敌一个保安分队。为了进一步摸清敌后平原地区的虚实，他又令林维先率领一个加强连下平原。林维先等同志化装成敌军，七天连过稀水县团破，黄冈县巴河、下巴河三个大镇，消灭敌保安团两个连，智擒过路的敌二十五路军秘书长，烧毁敌军仓库一处，缴获大批服装、武器，俘敌六十余人。根据这次小部队出击经验，高敬亭同志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旬在太湖县柴家山召开会议，提出了“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方针，确定我军今后主要以营为单位分别深入敌人兵力薄弱的平原、丘陵地区活动。此后一年多时间，我军兵分多路，东至怀宁县高河埠，胁逼安徽省会安庆。西抵鄂北重镇襄樊近郊。南临长江，北越淮河，达豫南信阳。活动范围由过去的不足三十个县扩大到四十六个县，影响遍及江南。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登载的一篇《汉口通讯》透露:“高俊(敬)亭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集时散”，“现化整为零”，“日见扩大，滋蔓难图。”可见敌人对我军以小部队分散出击，惊恐万分。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南方各省加紧“清剿”。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上任后，改变了“分区驻剿，追堵兼施”的办法，以大部兵力组成“追剿”纵队，对我军实施“深入穷追”，“分头兜剿”。同时，加紧移民并村，烧山毁林，妄图以“竭泽而渔”的手段，将我军陷入绝境。针对卫立煌的毒辣手段，我军主力越过京汉铁路，到敌人外线活动。在信阳县光山地区与河南省委周骏鸣同志领导的确山游击队会合，协助这支兄弟部队打开了地主武装盘据的蔡家围子，巩固了这里的游击根据地。此后，又在豫南游击队的配合下，拔掉几个反动据点，进入确山县竹沟地区，为党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三年中，我军共歼敌十八个营零十五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约七万人。钳制敌正规军最多时达六十八个团，最少时也有三十个团。创造了游击战的辉煌成绩。

红二十八军长期处在敌人的反复“清剿”和严密封锁下，伤病员安置、后勤供应、兵员补充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严重的困难，明确提出要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红二十八军转战皖西，谋求打开局面，建立游击根据地，但几经奋战都没有成功。因为部队天天处于敌人前堵后追之中，根本无法立足。而新组建的皖西特委和二四六团，趁敌人主要力量追堵主力红军之际，以小部队配合便衣队，在敌人统治薄弱、地形和群众条件较好的霍山、潜山、舒城、太湖、英山等县交界的山区，通过打土豪，歼民团，发动群众，建立了几小块游击根据地。

便衣队这种组织形式，早在一九三三年秋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时就出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关于今后的斗争方针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认为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明确提出“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巩固老区，建立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长期;“清剿”，鄂豫皖边区各级党组织和红二十八军，把发展便衣队提高到战略地位，用极大的力量去发展便衣队，依靠便衣队去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