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洪说的这事，真的让人挺感慨的。

2024年我们给印度人发了 28 万份签证，去年只四个多月就又发了 8.5 万份。可反过来，中国人想去印度，那叫一个难。商务签各种卡，旅游签要 10 万存款证明，还要无犯罪公证，连电子签都不给开。
 
近两年中国方面持续推进便利外国人入境。门槛在逐步降低，流程一步步简化。
 
自去年底，印度公民申请中国签证变得省事了不少，线下预约取消，新政上线之后不少业务也可以在网上处理。
 
短期签证采集指纹的要求也临时放宽，具体到个人感受就是手续简练，不用再来回跑专门窗口。
 
签证收费下调，受理材料也尽量不推诿。航空直航也正在恢复，航班更密集，客流量很快拉升。
 
大致算下来，使馆每天实际能发出去的签证数量相当可观，这既带动了印度民众到中国交流，也折射出中国推动互访、促进人文交往的明确信号。
 
反观印度，不少中国人有进出印度的需求，无论是从事商务合作，还是旅游、学术活动，却总是被诸多环节难住。
 
旅游签申请人要准备不少证明，包括较高额度的资金锁定证明和无犯罪记录。
 
电子签证到现在还没恢复，普通旅游签证又只在三个大城市窗口处理，递交材料还得本人跑一趟。
 
商务签证的门槛就更高，各种材料一一对照，反复增加，申请周期长达一两月很常见。极个别种类还牵涉内政部门单独审批，流程拖沓。
 
而且，规则里还有一条对中国公民等少数国家追加的隐性限制：同类签证入境后，再次进入要间隔一段时间。
 
仔细对照其他国家，这条要求并不普遍执行。长期来看，这些规定挡住了不少在中印两国互访的普通人，也打击了年轻人进行文化、科技、学术交流的积极性。
 
往来通道设置明确障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员流动和交流被迫慢下来、少下来。
 
最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有实际需求的普通百姓。不只是个体出游、探亲受阻，很多企业在推进项目过程中因为相关人员迟迟无法到位，实际经济活动也受到影响。
 
尤其是在制造业和技术领域，一些和中国配套依赖度高的印度产业，被签证和人员流动的不畅拖住了节奏。
 
客观来看，印方高门槛的老办法直接导致自身效率降低，经济发展也没能真正获益。
 
对社会整体信任和了解也带来了负面效果，双边间的误解容易加深，民间真实感知始终不够充分。
 
这些现实，背后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信息和人员的双向交流远未打通。官方媒体、使领馆、学界都在不停呼吁对等和便利，可实际操作中难点依然多。
 
签证政策本质上是衡量国家关系走向的直观指标。正常的交流需要公平、高效、有序地流通。
 
这个流程一端放得宽、另一端收得紧，看起来像是一种防范或者保护，其实长期来看，只会让两国的互信更加脆弱。
 
世界上不少地区都习惯于一方面高举互联口号，另一方面却通过实际操作保留自己的考虑。
 
在中印交往中，这种情况则更加明显。中国提出的是便利人员交流、加强合作的主动姿态，却常常遇到对方从各方面加码设障的现实。
 
对现实认知的改善，需要的不仅是政策调整，更需要给普通老百姓畅通交流、亲自了解的机会。
 
只有不断减少手续限制，提高办理效率，才能逐步建立更加健康平衡的双边社会基础。
 
单纯靠文件的往来和经理层面的沟通是远远不够的。
 
印度与中国如果只愿意在政策层面对外示好，却在实际操作时阻碍沟通，显然不利于打破刻板印象和消除误解。
 
想要真正夯实互信基础，只能靠实打实的交流和便利，不能总是抱着怀疑和设置防护栏的思路。
 
现实不会因为喊口号而改变，只有让政策回归互惠和公平的轨道，才能让社会基础真正扎实。
 
签证难题绕不过去，这本身就是中印关系最现实的写照，局面能否改善，还需要双方切切实实下足功夫。
 
信息来源：驻印度大使徐飞洪接受印媒体《印度时报》书面采访——驻印度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