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褚时健最疼爱的女儿褚映群被洛阳警方带走，才过了4个月。她就在看守所里选择了自杀。消息传到褚时健耳朵里，他当着律师的面哭得撕心裂肺。

主要信源：（湖北日报——褚时健84岁再成亿万富翁 唯一女儿1996年狱中自杀）

1995年的冬天，对于时任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来说，是一个永远不会融化的寒冬。

外界往往记住了他是从“中国烟草大王”的神坛跌落。

在1999年因贪腐被判无期徒刑的跌宕。

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掀开这层金光闪闪或者布满灰尘的历史帷幕看看在这个庞然大物彻底倒塌之前，是谁先被压碎在了底下。

在所有的官方档案和后来的传记资料里，这一年不仅是褚时健商业帝国的拐点，更是他人性里最痛的一道裂口。

把时钟稍微往前拨几年。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玉溪卷烟厂，简直就是一个印钞机。

褚时健接手的时候，厂子破败不堪，机器老旧，连年亏损。

但他是个天生的实干家和狠角色，一头扎进车间，带头搞技术革新，甚至把手伸到了农田里，把烟叶的种植当成工厂的第一车间来抓。

红塔山从一个地方杂牌，硬生生被打造成了全国硬通货。

当时的厂子一年给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近百亿，褚时健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的座上宾。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灰色缝隙里，谁能拿到红塔山的批条，谁就等于拿到了暴富的通行证。

但在这种极度的喧嚣周围，却笼罩着一张极其复杂的利益网。

而在这张网的中心，褚时健的大女儿褚映群，是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褚映群是褚时健的掌上明珠。

早年间褚时健被划成右派下放元江农场时，这个小姑娘是跟着父母在泥地里滚过来的。

她见过父亲最落魄的时候，也见过一家人被蛇虫鼠蚁吓得不敢睡觉的寒夜。

后来父亲平反了，一朝得势，把破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褚映群却没长出什么骄纵的脾气。

甚至有些胆小、敏感，只想守着自己的小日子。

她当过普通的铁路工人，结了婚后日子平淡，后来又离了婚，一个人拉扯着年幼的女儿。

因为父亲权势太大，她不可避免地成了各种人脉想要攀附的跳板。

很多人打着她的旗号去找褚时健拿指标，她性格温吞，不大会翻脸拒绝，有时候就稀里糊涂成了中间人口中的“传话筒”。

她其实心里门儿清，她不止一次劝过父亲，说爸你差不多就行了，风头太劲，咱们家现在站得太高，早晚有一天会出事，见好就收吧。

但彼时的褚时健正处于事业的亢奋期，几千号工人的饭碗端在他手里，整个云南的经济支柱压在他肩上，他根本停不下来，也听不进去。

报应或者说代价，来得比想象中快且狠。

1995年，一封涉及金额巨大的匿名举报信从河南三门峡寄到了中央纪委。

信中直指河南的烟草贩子和当地烟草公司勾结，通过向褚时健的亲属行贿，违规获取烟草配额倒卖牟取暴利。

调查组迅速南下，褚家这块铁板，瞬间被砸出裂缝。

当年的8月，洛阳警方跨省直接到了珠海，从褚映群的家里把她带走。

名义上是协助调查，实际上是直接关进了洛阳的看守所。

一个从小在农场吃苦、后来只在办公室坐惯了的单亲妈妈，突然被剥脱了所有社会身份，扔进了冰冷的铁栅栏后面。

这四个月，对褚映群来说是无尽的黑暗。

她和外面的世界完全断联，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也不知道父亲的案子进展到了哪一步。

看守所里没有那些电视剧里的酷刑，但那种日复一日的高压审讯、精神的孤立无援和被剥夺感，足以把一个原本就神经紧绷的女人彻底碾碎。

她早年离婚的积郁，加上此时的绝望，像潮水一样一层层盖过头顶。

1995年12月的一个早晨，噩耗传到了褚时健在玉溪的办公室。

褚映群用撕碎的床单，在监舍里结束了自己39岁的生命。

据后来公开的零星记录，她留下了一张简短的纸条，大意是这日子看不到头了，不怪任何人。

更让人心冷的是，出于当时办案的严密性，褚家甚至没能见到她的最后一面，遗体被很快火化，只留下一个骨灰盒。

当时褚时健正和他的律师马军等人在办公室里商量应对接下来的调查局势。

电话铃响，他接起来听了几秒，这个在枪林弹雨里走过、在濒临倒闭的工厂里拍桌子骂过娘的铁打汉子，手里的电话没挂，人却像被瞬间抽掉了脊梁骨。

他瘫在那里，当着下属和律师的面，哭得浑身发抖，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反复嚎叫着：“姑娘没了……是我的错，我不该不听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