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听说宋教仁并没有当场死去，认为一千大洋落了空，心中颇为沮丧，后见到宋教仁的送殡队伍，确认宋教仁已死，便当即跑到应桂馨去讨要暗杀的酬劳。
宋教仁案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不是凶手开枪后逃得多快，而是他后来又回来了。一个已经把事情闹到满城风雨的人，竟然还惦记着那一千大洋，主动往应桂馨那里跑。
也正是这点贪念，把他从人群里重新拽了出来。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车站灯火通明，宋教仁准备北上。

当时的宋教仁才三十一岁，可他在民初政坛的分量已经很重。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占据优势，他正准备到北京推动责任内阁，很多人都在看他下一步怎么走。
宋教仁并没有当场去世。他被送到医院抢救，伤势很重，却还留有一线生机。
这个消息传到武士英耳中，反倒让他坐立不安。因为在他看来，人没死，事情就不算“办成”，应桂馨答应的酬劳也可能落空。
到了上海以后，武士英混迹市面，接触到帮会人物，应桂馨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把他盯上的，应桂馨有青帮背景，又和一些政客、官场人物有往来。他需要一个敢开枪、又容易控制的人，武士英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一千大洋，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笔巨款，武士英动心了，他没有把宋教仁看成一个正在影响国家走向的政治人物，而是把暗杀当成一桩买卖。只要开枪，只要人死，钱就能到手，这个念头，已经把他推到了罪案的最前面。
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伤重不治。消息传出后，上海震动，政界也迅速掀起波澜。
宋教仁的去世，不是一个普通政治人物的离场，而是让刚刚成形的议会政治遭到沉重打击。支持他的人悲愤，观望的人不安，幕后牵连也开始浮出水面。
武士英确认宋教仁已死后，最先想到的却不是逃命，而是讨钱。他看见送殡队伍，心里那块石头似乎落了地，便急急去找应桂馨。
这个动作看似荒唐，却很符合他的心理：在他眼里，杀人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该结账。这一步，是宋教仁案侦破中的关键转折，若不是武士英贪着那一千大洋，他也许还能多躲几天，可人的贪念有时比追捕更快。
他以为自己是来拿报酬，实际上是把自己送到了案卷里。武士英被抓以后，案子没有停在“谁开枪”这一层。
应桂馨的住处被搜查，往来电文、书信和相关线索被发现。案情逐渐指向一个更复杂的链条：武士英是开枪的人，应桂馨是联络安排的人，背后还有洪述祖、赵秉钧等人的名字不断被提起。
宋教仁案之所以多年后仍被反复讨论，原因也在这里。它不是街头斗殴，也不是普通仇杀，而是发生在民初关键时刻的政治暗杀。
宋教仁正准备通过国会和组阁来改变政治局面，这条路刚要展开，就被枪声打断。更蹊跷的是，武士英没能活到真正把内情讲清。
1913年4月24日，他在狱中死亡，相关记载多称死因与中毒有关。一个最直接的凶手，还没把雇凶过程完整交代出来，就突然没了声音。
这让案件的阴影更深。应桂馨后来的下场也并不平稳。
他曾逃避追查，又试图为自己开脱，最后死于非命。洪述祖多年后被处决，赵秉钧也在案发后不久离世。
与宋教仁案有关的几名重要人物，像是被一条暗线牵着，先后走向各自的结局。武士英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
他贫苦出身，可以让人理解他的处境，却不能替他的罪行开脱。一个人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性命换钱；一个时代再乱，也不能把暗杀当成谋生手段。
他最后落网，正是贪财与侥幸共同造成的结果。宋教仁案留给后人的警醒，不只是“凶手终于被抓”这么简单。
宋教仁想用公开的政治方式推动变化，而武士英、应桂馨这些人却选择了阴暗的交易。两条路摆在一起，高下很清楚。
枪可以让一个人倒下，却不能让真相永远消失。百年之后再看这件事，人们记住的不只是宋教仁的遇刺，更是一个国家在转型关口曾经付出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