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圆明园烧了三天三夜。

一个叫杜平的法国军官，趁着火光冲天，从园子里摸出两只金杯子。一只是纯金的，一只是铜鎏金的。他手很快，往怀里一塞，转身就走。

这两只杯子，不是普通杯子。

往前数一百多年，乾隆皇帝为了做它们，前前后后下了十几道旨意。画样拿上来，他看一眼说不行，耳朵上要加龙，龙嘴里再镶一颗大珠子。工匠改了，再呈上去，他又说不行，底足做成象鼻子，象征太平有象。再改，再呈。金子要用最纯的，珍珠要个头均匀的，红宝石蓝宝石碧玺，一样不能少。内务府从全国挑了几十个顶尖工匠，关起门来整整干了一年多。

做出来之后，杯子一年只用一次。大年三十半夜子时，乾隆一个人在养心殿，往杯子里倒屠苏酒，拿一支刻着“万年青”的毛笔，写几句吉祥话，算是给新的一年许愿。平时锁起来，旁人碰都不让碰。这杯子有名号，叫“金瓯永固”。金瓯是江山，永固是不破。

乾隆活着的时候，一共做了四只。三金一铜。两只搁紫禁城，两只搁圆明园。

杜平从圆明园拿走的那两只，就是一金一铜。

他回到法国之后，写过一本书，叫《远征中国》。书里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得挺风光，抢了多少东西、得了什么宝贝，一笔一笔记着。那两只金杯，也被他列在清单里。但他没觉得这有多金贵，就是战利品里的一行字。

两年后，1862年，杜平在巴黎开了一场拍卖会。两只杯子，纯金的卖了8010法郎，铜鎏金的卖了7000法郎。当时的买家叫阿莱格尔，是个中间商，倒腾文物的。他买下来也没打算自己留着，搁了十年，到了1872年又送上了拍卖台。

这回的买家是个英国人，叫理查德·华莱士。他是伦敦有名的大富豪，专门收藏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花了25200法郎，把两只杯子一起买走，拉回了伦敦。后来华莱士死了，他老婆把他所有的收藏捐给了英国政府，盖了个博物馆，就叫华莱士博物馆。

两只杯子进了博物馆之后，没人认得它们。

馆里的人把它们往仓库里一扔，就忘了。几十年后，偶尔想起来，拿出来摆一摆。摆在哪儿呢？博物馆里有个厅叫“东方武备厅”，里面全是刀、枪、盔甲、盾牌。两只金灿灿的杯子，被塞在墙角一个玻璃柜的最底层，旁边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铜器。

没有名字。没有介绍。展牌上就一句话：“19世纪来自中国。”没了。

就这样，一待就是一百四十年。有人算过，从1872年华莱士买下它们，到2012年有人认出它们，整整一百四十年。

2012年，一个中国学者去了伦敦。他叫史沛然，是中国社科院搞拉美研究的。那天他出差结束，还有点时间，朋友说附近有个博物馆可以逛逛，他就去了。

他走到那个东方武备厅，扫了一眼满墙的刀枪，没太在意。但走到墙角那个柜子跟前的时候，他停住了。

他弯下腰，凑近了看。两只金色的杯子，挤在角落里，上面积了一层薄灰。他认出了杯口那四个字——金瓯永固。

史沛然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心跳得很快。他在故宫见过同样的一只，是单独一个展柜，灯光打得透亮，排队两小时只能看两分钟。眼前这两只，跟地摊货似的堆在这儿。

他去找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个英国人走过来，看了一眼那两只杯子，说：“哦，那两件啊，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两件普通的亚洲老物件。”

史沛然没当场争辩。他回国以后，花了大半年时间查资料。翻清宫档案，查杜平那条线上的拍卖记录，又把圆明园被劫的时间线和英法联军的行军路线全部对了一遍。他在网上还认识了一个外国网友，那个人对老档案特别熟，帮他找到了1872年华莱士买下两只杯子的原始凭证。

所有东西凑齐之后，史沛然给华莱士博物馆写了一封长邮件。他把证据一条一条列出来，最后说：你们墙角那俩杯子，是乾隆皇帝亲自设计、一年只用一次的御用国宝，全世界就四只，你们这儿占了两只。

博物馆那边收到邮件，估计是懵了。

他们很快给两只杯子换了待遇：从墙角挪出来，换到独立的展柜，重新配了灯光，写了一份详细的英文介绍，还特意做了一块中文牌匾。藏品等级也改了，标成“华莱士爵士重点藏品”。从一个角落里的灰扑扑的旧货，一夜之间变成了镇馆之宝。

有人问，四只杯子现在都在哪儿？北京故宫一只，台北故宫一只，伦敦华莱士博物馆两只。北京那只，2025年故宫百年大展上单独一个柜子，观众排长队就为看它一眼。

一位收藏界的老前辈私下说过一句话：“国宝这东西，流出去的时候不值钱，想请回来的时候，多少钱都请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