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盛夏的上海，弄堂里嘈杂潮湿，华山路余庆坊的石库门和周遭所有民居没什么两样，21号的住户是一对寻常夫妻，男人叫叶英，常州人，做过小学校长，平日里话不多，总捧着书报；女人叫李素珍，操持家务，深居简出，连邻居都很少见她出门。
没有人知道，这扇紧闭的木门背后，藏着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亲自部署在上海的最后一张潜伏王牌——间谍一组，它是整个上海解放后，11个保密局潜伏台里唯一没被挖出的“沉睡电台”。
这种以完整家庭为掩护的市井式潜伏，是谍报战线最难啃的骨头：没有可疑的单身汉出没，没有频繁的外人接头，夫妻二人的身份、职业、口音都严丝合缝地嵌进城市的弄堂里，更要命的是，它还一直处于静默状态。

这起反特大案的突破口来自杭州，非常的偶然。
1949年6月，原国民党保密局杭州支台中校台长厉培明起义投诚，供出了上海潜伏的六个组台，公安部门顺藤摸瓜一一破获，唯独提到“间谍一组”时，只有零碎的记忆碎片：1948年底由保密局四处直接布建，组长姓叶，报务员叫李徵，二人是夫妻，李徵是军统老牌电讯人员，叶某通过妻子关系加入军统，电台原定设在开森路和愚园路两处，叶某是常州人，解放前在沪西公路七号桥附近的一所小学教书。
仅凭“叶某”“李徵”两个模糊的名字，侦察组长朱德明带着唐连勋等人查了整整半年，跑遍了武康路、愚园路一带的里弄户籍，比对了上百份常住人口资料，始终找不到吻合的对象。
僵局一直持续到1950年初。
厉培明在后续的供述中突然想起一个细节：当年布置潜伏任务时，他听同僚闲聊过一句，叶某教书的小学，就在保密局四处处长杨震裔的老家附近。
这个毫不起眼的碎片瞬间点亮了侦查方向——只要找到杨震裔的老家，就能定位那所小学，顺着小学就能摸到叶某的真实身份。侦察员立刻找到了两名原上海第三无线电学校出身的军统旧人员，他们证实杨震裔的老家在松江曹行镇。
1月5日，朱德明和唐连勋直奔曹行镇，当地政府却告知镇上根本没有小学，第一次调查空手而归。第二天，侦察员葛尚丰跟着朱德明换上军装再赴曹行镇，走村串户挨个找当地老农打听，终于从一位村民口中得知，镇边金家塘解放前有过一所鸿英小学，校长就姓叶，常州人，妻子也在学校当老师，姓李，上海解放前学校就关了，夫妻俩搬去了市区，有人曾在徐家汇一带见过他们。

鸿英小学、叶姓校长、李姓妻子、常州籍贯——所有线索都和厉培明的供述对上了。
侦察队立刻把排查范围收缩到徐家汇地区，全员下沉到各个派出所翻查户口底册。
1950年1月7日，天平路派出所的户籍室里，葛尚丰指尖划过泛黄的户口册，在一页记录上猛地停住：华山路1101弄余庆坊21号，户长叶英，常州人，职业栏写着“原鸿英小学校长”，妻子名叫李素珍。名字虽然和“李徵”有出入，但籍贯、职业、夫妻关系全部吻合。
侦察员们立刻意识到，这个李素珍，极可能就是化了名的李徵。为了不打草惊蛇，侦察队先安排认识李徵的起义人员在余庆坊附近蹲守辨认，确认了在家的女人正是军统老报务员李徵，这枚沉了半年的钉子，终于露出了钉帽。

当时上海防空形势紧张，敌机频繁空袭，潜伏电台随时可能向台湾传递防空情报，造成更大损失。扬帆副局长当即下令：立即收网。1月10日下午六点，天色刚擦黑，侦察科长钱明带着行动小组悄悄包围了余庆坊21号。
为了避免对方警觉销毁证据，一名侦察员换上邮递员的制服，拿着一封挂号信敲了院门。开门的正是李徵，她刚接过信件，藏在门侧的钱明和朱德明立刻闪身进门，径直冲上二楼，李徵甚至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按在了房间里，但她将屋子收拾的非常干净，没有一丝潜伏痕迹。
所幸，李徵意志涣散，现场突审很快有了结果。
她承认自己就是保密局潜伏报务员，本名李增，“李徵”是军统内部化名，解放后怕被追查，改名叫李素珍藏了起来。她交代丈夫叶英是间谍一组组长，三天前刚考入华东粮政学校，平时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更关键的是，上海解放后她见风声太紧，已经把整套小型收发报机砸毁，密码本全部烧了，零件和残骸分别丢进了晒台的夹弄和屋外的阴沟方棚里。
行动组兵分两路，一路留在余庆坊搜查物证，另一路连夜赶往华东粮政学校，在宿舍里将毫无防备的叶英当场抓获。

当晚的搜查持续了整整一夜。
侦察员撬开阴沟的盖板，在淤泥里翻出了收发报机的金属外壳，还有两只完好的电台真空管，压在角落的油纸包里藏着六两黄金和四十万元旧人民币，是保密局留给他们的活动经费。
第二天上午，队员们又在晒台的夹缝里扒出了一堆砸变形的电台零件、电阻和电容碎片。这个被毛人凤寄予厚望的“沉睡电台”，最终没能发出几份有价值的情报，就被它的持有者亲手砸成了废铁。
叶英被捕后交代，保密局给他们的指令是长期蛰伏，等待反攻时机，上海解放后他们见其他潜伏台接连落网，吓得不敢开机，本想靠着小学校长的身份彻底埋名隐姓，甚至还打算让叶英打入新政权的学校系统，没想到最终栽在了一个远在杭州的旧同僚的记忆碎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