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11日，白求恩躺在河北唐县一户农民家的土炕上，左臂已经变黑，高烧不退，知道自己活不过这一夜。他颤抖着拿起笔，写下最后一封信。信里交代了遗物分配、药品采购建议，最后专门留出一段，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他的离婚妻子弗朗西斯·坎贝尔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

这个请求本身就让人停下来想一想。他们已经离婚多年，白求恩孤身一人在中国北部的战场上工作，身后几乎没有什么财产。他在遗书里写道："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这段话要放回两人的经历里才能读懂。

1923年秋，白求恩在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遇见了22岁的英国姑娘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两人很快结婚，婚后前往欧洲度蜜月，在几个月里花掉了弗朗西斯从伯父处继承的大部分遗产。白求恩那时已经33岁，做过伐木工人，半工半读读完医学院，好不容易站稳脚跟，遇见弗朗西斯，算是人生里难得的一段顺遂。

顺遂没有持续多久。1924年前后，白求恩感染了肺结核。在当时，这几乎等同于死刑。他对弗朗西斯说，你还有整整一生，我完了。他坚持要离婚，理由是不能把病传染给妻子，并且告诉她，除非她同意离婚，否则他就拒绝治疗。弗朗西斯起初不肯，但白求恩态度强硬，最终两人分开，白求恩住进疗养院。

在疗养院里，白求恩查到了一种高风险的实验性疗法——人工气胸，通过向胸腔注入气体使肺叶萎缩，让结核病灶得以"休息"。他把这个方法用在自己身上，最终治愈。1929年，他通过电报告诉弗朗西斯自己康复的消息，两人复婚。

但复婚之后，白求恩的全部精力都扑在医学事业上。他发明和改进了十几种手术器械，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蒙特利尔的医院里忙得几乎不着家。弗朗西斯渴望的是普通的家庭生活，而白求恩给不了。1933年，弗朗西斯提出最终离婚，白求恩同意。

此后白求恩的人生轨迹越走越远。1935年他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冬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场，在马德里前线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1938年初，他主动请求组建医疗队前往中国，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出发。同年6月，他抵达晋察冀根据地，见到聂荣臻的第一句话是：告诉我，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

他在晋察冀的一年多时间里，行程数百公里，做了几百台手术，建立了多处手术室和包扎所。1939年10月，他原本计划返回加拿大募集经费，欢送会都开了，但日军发动大规模扫荡，他立刻决定推迟回国，奔赴前线。

10月下旬，在涞源县一次战斗中，白求恩为加快手术进度，徒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一片骨片刺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他在碘酒里蘸了蘸，继续手术。11月初，他为一名颈部患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危重伤员做手术，手套被划破，病菌通过那处已经受伤的中指侵入。在没有抗生素的条件下，这意味着败血症，意味着死亡。

11月5日开始发高烧。聂荣臻发来急信，命令他立即撤回后方医院治疗。白求恩坚持不走，继续在前线工作了将近两周，直到再也撑不住，被担架转移到唐县黄石口村。医生赶到时，他的左臂已经发黑。有人建议截肢，他摇头，说血里有毒，是脓毒败血症，没救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下了那封遗书。信里交代了遗物的去向——行军床和皮鞋留给聂荣臻夫妇，马靴马裤转交吕正操司令，各类手术器械分给几位医生，打字机和绷带、手表和蚊帐，分别留给不同的同志。他还叮嘱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不要去保定、天津买药，那边比上海、香港贵两倍。

在这些条目之间，他专门写下了那一段关于弗朗西斯的话。他用的是"离婚妻子"这个法律身份，请求的对象是国际援华委员会，不是八路军，不是聂荣臻。他知道自己没有钱，但他说，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那间农舍里停止了呼吸，终年49岁。

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里写，看到遗书时，他这个有泪不轻弹的人，也止不住涌出了热泪。至于那笔给弗朗西斯的款子最终是否送达，现有公开资料里没有留下明确记载。白求恩在遗书里写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关于弗朗西斯，他只留下了那几行字：内疚，以及，曾经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