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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连暲呢？

他比罗明更早迎来人生的转机——毛泽东出院后对傅连暲的医术和人品印象很深。

后来红军转移、长征开始前，中央劝他留在后方，他坚决不同意，拖着瘦弱的身板走完了万里长征路，一路给红军官兵看病、上卫生知识课。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亲自送给他一个称号“红色华佗”。

这位昔日汀州城的“教会医院院长”，硬是放弃了每月400块大洋的固定薪水，把所有家产和药品都捐献给了红军，自己成了一名不拿任何额外补贴、跟所有战士过着完全一样清苦日子的普通战地军医。

他此后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中将，1955年授衔时他没杀过一个敌人，但他的名字和那个年代所有拿枪冲锋的英雄并排写在了一起。

他1950年代去世，活到了71岁。

再回看一下1930年代中央苏区那场“罗明路线”风波，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用人当棋盘的戏。

博古当时的真实目标不是罗明，而是要拿掉毛泽东的剑，先把它周围所有的枝叶都剪除了，让它孤零零地支在那里。


罗明自己后来在回忆录里没过多地怨恨博古，也没有逐字逐句反驳那些指控。

他只是在1986年纪录自己一生的文字中很平淡地提到一些事情。

他说自己1932年遇到毛泽东的时候觉得他说的那些话有道理，就照着做了。

他说自己被批判的时候没有后悔。

他能够带着充足的心理准备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可能这就是那个时代很多革命者身上都有的那股劲儿。

不是因为他们搞政治的脾气好，而是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让你吃亏让你挨整的临时中央、一个让你可以瞬间升天也可以把你从办公室直接贬到乡下种田的组织恶斗，在他们内心的排序里远不如中国革命最终的胜利来得重要。

正是因为这些人骨子里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革命，所以他们才能在遭受不公正批判之后依然心无旁骛地奔赴抗战前线。

但革命的这枚硬币也有反面。

反面写着两个字——代价。

反“罗明路线”运动不只是几个人的沉浮，而是整整一大片干部群体在历史上的提前出局。

福建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县委书记、游击队指挥员，一夜之间都被戴上了“罗明分子”的标签，有的调离、有的免职、有的被拉去批斗了几轮。

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并没有停止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当红军内部的清洗耗费了大批人力物力时，前线的战局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的方向滑去。

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打响了。

周恩来、朱德联手指挥，巧妙运用毛泽东过去倡导的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寻歼敌人的战术，打了两场大胜仗——黄陂一役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紧接着草台岗一役歼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

可问题是，前线打赢了仗，后方的政治委员们却并没因此改变对毛泽东的敌意。

下一次，“左”倾中央的领导人完全抛弃了“大兵团伏击战”的思路和任何稳妥的打法，硬逼着红军按苏联顾问指挥的“正规战”去拼刺刀、打堡垒攻防战。

这种蛮干的打法在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把中央红军彻底带进了沟里。

博古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是沉痛的，但那些被冤死的同志已经回不来了。

很多人在没有等来这本该早就到来的结论之前就已经倒在了错误的清除异己运动里——那才是“无可补救的损失”真正指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