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华清池的枪声划破了冬夜的寂静，这场震惊中外的“兵谏”，就此改写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走向。
1936年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口：东北三省已经沦陷五年，华北地区在日本的蚕食下岌岌可危，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头上。但此时的蒋介石，却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将重兵放在围剿红军上，对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
被调到西北“剿共”的东北军，本就怀着收复故土的执念，在和红军的作战中接连失利、损兵折将，将士们早就不愿再打内战、只想上阵抗日。作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谏，希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却一次次被蒋介石严词拒绝，甚至被骂“犯上作乱”。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督战，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刻出兵剿共，甚至威胁如果二人不从，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往福建、安徽，彻底拆散他们的部队。
12月10日、11日，张学良又接连两次向蒋介石哭谏，痛陈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希望蒋介石能改变国策，却再次被蒋介石厉声斥责。眼看劝谏、哭谏都毫无作用，张学良和杨虎城明白，除了发动“兵谏”，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12月11日深夜，二人分别召集部下部署行动，决定在12日凌晨同时动手。
12月12日凌晨5点，东北军的卫队营包围了华清池，和蒋介石的卫队展开了交火。蒋介石听到枪声后，穿着睡衣仓皇翻过后墙逃跑，慌乱中摔伤了后背，躲在骊山的一块虎斑石后面的草丛里。东北军的士兵搜山的时候，发现了蒋介石的鞋子，最终在石缝里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蒋介石，将他带回了西安城。与此同时，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软禁了跟随蒋介石来西安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等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还接管了机场和火车站，完全控制了西安的局势。
事变当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就向全国通电，提出了八项抗日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局势瞬间变得无比紧张。南京政府内部立刻分裂成两派：亲日派的何应钦主张立刻派军队轰炸西安，借机置蒋介石于死地，然后夺取大权；而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宋子文则坚决反对动武，主张和平解决，立刻飞到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
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经过反复讨论，最终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赶到西安参与调解。周恩来见到张学良后，肯定了他和杨虎城的爱国义举，同时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如果杀了蒋介石，只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让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只有和平解决，才能推动全国一致抗日。
在周恩来的调解下，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多轮谈判。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六项协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召开救国会议。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了时局转换的枢纽。持续了十年的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开始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半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开始，全体中国人终于放下了内战的分歧，共同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
直到今天，西安临潼的华清宫里，五间厅玻璃窗和墙壁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骊山半山腰的兵谏亭旁，那块见证了历史的虎斑石依然伫立。这场发生在80多年前的兵谏，永远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让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之名，永远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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