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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红军在策略上走向机动灵活，不再死扛阵地战，为后来成功到达陕北、保存了革命火种打下了基础。

也就是说，那个犯了大错的人，没有从此消失，也没有变成“反面人物”，而是留在队伍里，继续干事。

长征结束后，到抗日战争开始，博古的角色明显变化了。他不再是那个站在最前排的小伙子，而是更多地转入宣传、教育、统战这些“看起来不那么显眼”的岗位。

他在延安当过中央党校副校长，参与干部培训，搞理论教育。这些工作，说不上惊天动地，但在当时那种“干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意义很实在——很多后来独当一面的干部，都是在党校那几年的学习里，把脑子里那点零碎知识捋清楚的。

王震那时候时常在前线和后方来回，打仗、整军、建政，跟博古的工作范围不同，但彼此间的接触没有断。延安那个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家见面有时是开会，有时就是吃饭的时候碰个头。

博古在延安的名声，整体来说，是“低调、认真”。他不再高调指点江山，也不刻意强调自己“曾经当过最高领导”，更多是埋头做事。

这是很多老同志后来提起来时的共同印象：他没有因以前的地位而摆架子，也没有因为犯错就意志消沉溜号，而是在新的岗位上把事情做好。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这是个“总结过去、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大会。这一次，博古被选为中央委员。这说明什么？说明党内对他的评价是“有错误，但不否定其革命身份与贡献”。一名在重大问题上犯过错的领导人，还能在这样的重要会议上进入中央委员会，放在任何组织里，都不属于常态。

换句话说，党组织看的是一个人“整体的革命生涯”，而不是只盯着一次失败。


可命运没给他太多时间。

1946年4月8日，博古从重庆回延安时，乘坐的飞机在山口附近失事。那架飞机上，不只是他，还有叶挺、王若飞、邓发等一批重量级人物。这起事故，后来被称为“4·8空难”。

那一年，他才39岁。

对于组织来讲，这是损失；对于家人来说，这是一刀把生活割裂的事故。他的儿子秦铁，当时才6岁，几乎没什么完整的父亲记忆。

在那个年代，很多革命者的子女，都是在集体环境、亲戚帮忙、组织照顾中长大的。秦铁也是如此。等他再大一点，开始接触到关于父亲的各种说法，那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