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天，张大千在法国办了两场画展。身边人都劝他别去找毕加索，说那老头脾气怪。张大千不听，让翻译直接拨了毕加索别墅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雅克琳，她喜欢中国画，破例记下了号码。两小时后电话回过来：明天来，在陶器展览会上见。

第二天中午，张大千带着夫人徐雯波赶到尼斯港。毕加索的别墅叫“加尼福里亚”，院子里摆满了陶罐。毕加索这天的打扮让佣人们吓了一跳——平时在家穿条短裤光着上身，今天居然穿上了正式衬衫、长裤和皮鞋，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

寒暄几句，毕加索突然抱出一大摞画，往桌上一摊：“你瞧瞧，这是我跟着齐白石学的。”

张大千低头一看，好几百幅画，全是花鸟鱼虫，笔法稚嫩，顶多算小学生的作业水平。但他没吭声，拿起桌上的毛笔说：“你工具用错了。”说完铺开纸，写了“张大千”三个字。墨分五色，一笔下去浓淡干湿全出来了。毕加索凑近看了半天，连声说中国毛笔太神奇了。

临走前，张大千送了几幅自己在敦煌的临摹作品。毕加索捧着那些画翻来覆去地看。据张大千后来回忆，毕加索当时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第二是日本人，第三是非洲黑人，白种人根本没什么艺术。”这话传出来以后，有人信，有人不信。反正毕加索那边从来没人提过这茬。张大千走出别墅时小声嘀咕了一句：“他根本不懂中国画的气韵。”

其实张大千这辈子最拿手的本事不是画画，是“骗”。

二十多岁那会儿，他想跟大收藏家黄宾虹借一幅石涛的真迹，人家不借。他转身就仿了一幅石涛的手卷，故意放在老师家里。黄宾虹来了看见，以为是真迹，开口要买。张大千说：“买什么呀，拿你手里那幅石涛换就行。”黄宾虹欢天喜地换了。过了好几年才知道，自己拿真迹换了幅假画。

还有一次，京城收藏家陈半丁请了一帮名人来家里赏石涛的画册。张大千也在座，还没等画册打开，他就笑着说：“别看了，那是我画的。”大伙儿不信，他就把每一页画的是什么、款印盖在哪儿，一样一样说得分毫不差。举座哗然，他又当场挥笔画了一幅。这事传开以后，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骗子。齐白石听说了，直接摆手：“不来，我向来不喜欢这种造假画的人。”

可张大千不在乎。他最轰动的一次“折腾”，是跑到敦煌去临壁画。

1941年春天，他带着一群弟子扎进大漠深处的莫高窟，一待就是两年多。几百个洞窟，他边编号边临摹，搞出来276幅作品。按他自己的说法，这叫抢救国宝。可历史学家向达跑到敦煌一看，发现张大千为了临摹底层的早期壁画，把外面那层壁画给揭了。向达当场气坏了，写信给傅斯年，要告到监察院去，说他破坏文物。

支持张大千的人说，外面那层早就破得不成样子了，揭开才能看见底下的好东西。反对的人算了一笔账，说他剥坏的壁画有三十多处，有的洞窟被揭了三层，墙上的断茬子现在还能看见。敦煌研究院的老院长樊锦诗后来说了句公道话：四十年代敦煌根本没人管，洞子里还养过马呢，不能拿今天的规矩去要求那时候的人。

网上有人评论：“张大千要是不揭那层皮，谁知道底下还有好东西？可他揭了，又确实心疼。”还有人说：“他的假画现在比真石涛卖得还贵，这找谁说理去？”

张大千才不管这些议论。他真正被逼到绝路上的，是晚年那场病。

1959年，他60岁刚出头，右眼突然看不清了，一天比一天模糊，后来几乎等于瞎了。以前他画仕女，一根头发丝能分出七八种墨色，现在连毛笔尖儿都瞅不清了。这对一个画工笔画出身的人来说，跟要了命差不多。

那天晚上下大雨，他坐在窗前往外看。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院子里的灯在雨里糊成一团，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他忽然站起来，走到画案前，把墨往砚台里倒了一大碗，提起笔蘸饱了，往宣纸上一泼。

旁边的弟子吓了一跳。张大千也不说话，就那么泼过来泼过去。等墨洇开了，他拿细笔勾几道山形，点几棵树。等画完了，众人凑上去一看，全愣住了——浑厚苍茫，比他以前那些工整细密的画还要震人。

从此泼墨泼彩就成了他的招牌。“闭着眼画，反倒大气。”他这话说得轻松。可只有身边人知道，他每天晚上让弟子扶着走到画案前，手指摸索着纸的边角，凭几十年的手感在纸上走笔。七十岁那年画《庐山图》，一丈多长的巨幅，他几乎看不见了。

临终前，他让学生扶着他的手，颤颤巍巍在纸上勾了最后一笔梅花。旁边的人哭了，他一瞪眼：“哭什么哭？老子瞎了画，也比你们睁着眼强。”

没过多久，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