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年，秦观死在广西藤州。消息传到长沙，一个美貌歌伎披上孝服，徒步几百里赶到秦观灵前。她绕着棺材走了三圈，一句话没说出口，一声恸哭——倒地而亡。这个女子甚至没在史书上留下名字。而秦观真正的妻子徐文美，他写了几百首词，一个字都没提过她。

苏轼听说秦观死讯，颤抖着把秦观《踏莎行》的最后两句抄在扇面上，旁边写了八个字：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这两个人相识整整二十二年，一句话说尽了苏轼的心情。

这段情谊，靠的不是什么引荐，也不是同年同乡，是一篇赋。

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黄河在澶渊决口，洪水一路南下，逼到了徐州城下。苏轼当时任徐州知州，亲自登上城墙指挥，和全城百姓一起守堤，前后坚持了四十五天，水退了，城保住了。

洪水退去之后，苏轼在徐州城东门修了一座楼，用来记这次抗洪的事，因五行中土克水、土色为黄，楼便取名黄楼，于次年元丰元年（1078年）落成。

黄楼落成前后，秦观赶赴汴京参加科举，途经徐州，专程去拜见了仰慕已久的苏轼。两人一谈就是大半天，苏轼请秦观为黄楼写一篇赋留念。秦观答应了，但考期将近，没法多留，只好先行离开。

那年科举，秦观落榜了。

落第之后，秦观把欠下的这篇赋补写完整，寄给了苏轼。

苏轼读完，立刻写了一首诗作为回赠，诗题直接叫《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诗里把秦观的辞赋和屈原、宋玉相提并论。那时候秦观连个功名都还没有，苏轼就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六年之后，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从黄州贬所离任，奉命改赴汝州，顺路绕道去了高邮，专程来见秦观。苏轼约上了高邮当地的孙觉，还有同行的王巩，四个人一起登上泰山庙后的一处高台，就着酒谈诗论文，从上午一直坐到日落。

广陵太守听说这次聚会，专程书写了一块"文游"匾额悬挂在台上，这个地方从此就叫文游台，被列为秦邮八景之一。明代后来还在台侧建了四贤祠，供后人瞻仰苏轼、秦观、孙觉、王巩四人当年在此相聚的往事。

这次高邮相聚，是苏秦两人最后一段平静的时光。

此后局势转好，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离开贬所奉调回京，秦观也在第三次应试后终于高中进士，进入史馆任职，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名声大振。好景大约维持了九年。

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驾崩，宋哲宗亲政，章惇、蔡京带着新党卷土重来，旧党官员悉数出局。苏轼被发往惠州，秦观从杭州通判开始，一路被贬至处州、郴州，编管横州，最后流放雷州，每隔一段时间就多一道贬令，越贬越远。

1096年春，秦观从处州出发赶往郴州，途经长沙。那里有一个歌伎，家世倡籍，读书识字，极爱秦观的词，每得一首必手抄一遍、吟诵不止，后人称之为"长沙义倡"。

秦观听说此人，特意登门拜访，歌伎见到秦观本人，留他住了几日，把秦观所有的词一首一首唱了个遍。

临别的时候，歌伎跪下来说，学士奉命南行，我不敢随行，怕连累你。我此生只等一件事，等你有朝一日北归，再来长沙看我一眼，就够了。

秦观答应了她，告别离去。

到了郴州，七夕前后，秦观写下了《鹊桥仙》。"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把这份相隔千里的感情写得极旷达，不像在诉离苦，倒像是在说，只要情在，分开也算数。

只是此时的秦观，距离那个长沙女子越来越远，北归的日子，没有人说得准。

而在高邮老家，秦观的正妻徐文美一个人守着家，照料子女，操持家事。

秦观中进士之后，把老母接到身边奉养，徐文美却一直留守，后来又独自撑过了秦观被贬的这些年。秦观传世的几百首词，写过营妓娄琬，写过陶心儿，写过越地的歌女，就是没有徐文美。

那些被写进词里的女人，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故事。唯有徐文美，被留在了诗词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