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当时满朝文武都在替袁崇焕求情，尤其是孙承宗，以身家性命赌袁不反，温体仁的主义也是让袁活着以便下次再来敌军围城，还有人可用。是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凌迟的。三次审判结果崇祯都不满意，最后是他直接下令的。
北京城最怕的，不是敌军已经到了城外，而是皇帝和前线大将之间的信任突然断了。崇祯二年，也就是1629年，后金大军绕开山海关一线，从长城缺口南下，京师震动。
袁崇焕从辽东急赶回来，本是救火的人，最后却成了被火吞掉的人。可他的问题也摆在那里，他曾在崇祯二年六月杀掉毛文龙，这件事让朝廷很多人心里不舒服。
毛文龙镇守东江，虽然掺杂许多复杂问题，却能从侧面牵制后金。袁崇焕不请旨就动手，等于把军权伸到了皇帝最敏感的地方。
后金兵临北京，便是这场冲突的引线。城中百姓听见战报，第一反应是害怕；官员看见局势失控，第一反应是保身。
敌军怎么绕进来的？袁崇焕为何没有提前拦住？
勤王兵为何不能马上解决围城？这些问题一层层压下来，最后都砸到袁崇焕头上。
更麻烦的是，祖大寿看见袁崇焕被抓后，心里发慌，带兵离去。崇祯这才意识到，袁崇焕虽然人在牢里，影响力还在。
朝廷不得不让袁崇焕写信，把祖大寿劝回来。一个被怀疑通敌的人，还能替朝廷稳住边将，这件事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孙承宗替袁崇焕说话，并不奇怪。他是懂辽东的人，知道宁远、锦州、山海关这些地方不是纸上几句话能守住的。
袁崇焕有过错，孙承宗未必看不见，但他更清楚，把这样的人直接杀掉，辽东防线马上就会少一根主梁。温体仁的盘算则更现实。
他未必欣赏袁崇焕，也未必真想替袁翻案，但他知道朝廷需要能用的人。敌人下次再来，不会因为明朝杀了一个大臣就绕路走。
到那时，还得有人懂兵，还得有人能调关宁军，还得有人敢站到前面。朝中并非没人明白这个道理。
问题是，崇祯心里的那道坎过不去。他要的不是“还能用”，而是“可不可信”。
袁崇焕杀毛文龙、议和后金、救援京师不合皇帝心意，再加上各种流言，几件事混在一起，终于变成了无法洗清的大罪。审案拖了八个多月，从1629年十二月到1630年八月，时间并不短。
拖得越久，越能看出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若是铁案如山，根本不必反复折腾。
真正难办的地方就在于，袁崇焕有可责之处，却很难把他坐实为卖国谋反。京城百姓当时为何恨他？
也不能只怪百姓糊涂。敌军到了家门口，房屋被烧，财物被抢，亲人流离，普通人急需一个可以咒骂的对象。
朝廷把袁崇焕推出去，民间自然会把一腔怨气倒在他身上。可是边防不会因为百姓骂痛快了就变强。
袁崇焕一死，辽东将领人人心寒。前线打仗，本来就难；打赢了怕功高震主，打输了怕满门获罪，谁还能放开手脚？
明朝后来的局面越来越乱，与这种君臣互疑脱不开关系。袁崇焕并不是毫无瑕疵的忠臣形象。
他说过“五年复辽”，这个承诺过大；他杀毛文龙，程序上确实越界；他对朝廷内部的复杂人心也估计不足。这些都可以批评，也可以问罪。
但问罪和凌迟之间，差着很远。崇祯的问题，不在于他不知道明朝危险，而在于他太想用强硬来证明自己正确。
他越怕被蒙骗，就越容易相信最坏的解释；越想整顿朝纲，就越容易把复杂局势变成一场严刑处置。袁崇焕案，正是这种性格和局势碰撞后的结果。
一个国家到了危急时刻，最稀缺的不是怒气，而是判断力。辽东战场不是朝堂奏疏，敌军也不会因为皇帝发怒就退兵。
杀袁崇焕，看起来是给天下一个交代，实际上却让明朝少了一个熟悉边事、能压住关宁军的人。边防空虚、财政吃紧、将帅不和、朝廷党争，这些问题不是袁崇焕一个人造成的。
可崇祯急于找出“罪魁”，最后用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这场疑案。袁崇焕可以被审，也可以被罚，但不该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被凌迟。
这样的结果没有真正补上明朝的漏洞，反而把皇帝和武将之间的裂缝撕得更大。历史让人叹息的地方就在这里：有些决定看似果断，其实是在危局里继续拆自己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