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规定，太庙正殿只能摆九个皇帝牌位；当太庙中的位置满了，就需要将世系较远的神主迁出太庙，名曰＂祧＂。
大明朝最高级别的“国家名人堂”——北京太庙正殿，其实是一个只有九个名额的超级限量版VIP空间。在这个极其看重排位的神圣殿堂里，名额一旦用完，后世子孙就算心里再纠结，也必须按照规矩，把血缘关系最远的老祖宗请出正殿，搬到后院的偏房去。这个透着些许无奈和冰冷的操作，在正史中有一个专门且极具神秘色彩的称呼：“祧”。
在古代封建礼制中，太庙的座次绝对不允许随便加塞。按照古老《周礼》的设定，天子的宗庙有着极其严格的数量限制。明朝经过历代演变，最终确立了“九庙制”。太庙正殿的格局非常讲究：开国皇帝作为始祖，稳稳占据正中心绝对的C位，永远受人敬仰；其他先皇的牌位，则按照“左昭右穆”的宗法顺序，在左右两边依次排开。
问题也就随之浮出水面。大明王朝国祚二百七十六年，先后出了十六位正牌皇帝。区区九个座位，怎么算都不够分。当第十位皇帝驾崩，其神主牌位需要隆重抬进太庙供奉时，正殿就必须要腾出一个宝贵的位置。
具体怎么腾位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按资排辈，让辈分最高、血缘距离当朝皇帝最远的那位老祖宗卷铺盖走人。被“祧”出去的先皇牌位，会被恭恭敬敬地请到太庙正殿后面的“祧庙”里去。
追溯太庙名额之争的源头，还要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朱元璋当年在南京初建太庙时，面临过一个极其接地气的尴尬。他出身赤贫，祖辈几代都是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别说丰功伟绩，连个像样的正式名字都没有，全叫朱初一、朱五四这类数字代号。
朱元璋硬是把自己曾祖父、祖父、父亲等四代先人的神主牌位，堂堂正正地摆进了太庙正殿。没念过书的农民牌位，照样能名正言顺地享受大明江山的万代香火。
朱元璋的这份坦诚十分感人，却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后遗症：这四代并未做过皇帝的祖宗，直接占去了九个名额里的四个。随着建文帝、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明宣宗等人相继离世，太庙的编制余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锐减。到了明孝宗朱祐樘登基后，太庙的九个坑位终于彻底爆满。
名额告急，孝宗只能硬着头皮开启大明朝的“第一次末位淘汰”。他下令在太庙后方修建专门的祧庙，随后把朱元璋的曾祖父的神主牌位“祧”了进去。随着后世帝王接连驾崩，朱元璋的祖父、父亲也陆陆续续被请进了这间略显落寞的后殿。
太庙名额的争夺战，在明世宗嘉靖皇帝时期，彻底演变成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血雨腥风。
嘉靖皇帝朱厚熜，绝对算得上明朝历史上最特立独行、也最精通“权力游戏”的狠角色。他原本只是生活在湖北钟祥的一个地方藩王，因为堂兄明武宗朱厚照荒唐一生没留下子嗣，这才被天上掉下来的皇位意外砸中。
按照封建继承法统，新皇登基必须认前任皇帝的父亲为皇考，也就是法理上的过继。嘉靖偏偏不干。他骨子里有着极度执拗的亲情执念，非要把自己一天皇位都没坐过的亲生父亲追封为皇帝，甚至强行要求将其神主牌位塞进太庙正殿。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极其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这一下，朝野上下全炸了锅。文武百官跪在左顺门外嚎啕大哭，以死相逼。大臣们的逻辑很简单：太庙九个座位早就满了，你亲爹毫无建树，凭什么硬挤进去？要是挤进去了，究竟该把哪位拥有赫赫之功的先皇踢出来？
面对满朝文武的集体抗议，嘉靖皇帝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冷酷与强硬。他直接下令廷杖群臣，当场打死了十几位身居高位的官员，硬生生在礼教的铁壁铜墙上蹚出一条血路。为了给亲爹腾位置，嘉靖把目光死死盯住了太庙正殿里现存的先皇神主。
毫无疑问，朱元璋作为开国太祖，一手缔造大明江山，功劳无可替代。他永远占据正殿的最中心，万世不祧。
紧随其后的明成祖朱棣，处境却有些微妙。朱棣虽然是靠着“靖难之役”武力夺权上台，但他五征漠北、派遣郑和下西洋、下令修纂《永乐大典》，那份耀眼的文治武功甚至超越了许多太平之君。嘉靖皇帝极其精明，他太清楚动谁也不能动朱棣的牌位。为了给后世立下规矩，嘉靖顺水推舟做了一个惊天决定：将朱棣的庙号由“太宗”直接升级为“成祖”，钦定其为与太祖朱元璋比肩的第二位“不迁之祖”，永远留在太庙正殿受人跪拜。
有了这两尊万世不移的大神镇场子，剩下的皇帝们就只能在极其可怜的七个座位里，玩起残酷的“抢椅子”游戏。嘉靖大笔一挥，以不合礼法为由，把朱元璋当年极力保留的高祖牌位直接“祧”了出去。紧接着，他又对太庙的整体格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硬是给自己的亲爹建了一座豪华规格的“世庙”。通过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制度魔改，嘉靖成功将生父捧上神坛，向全天下宣示了自己不可撼动的绝对皇权。
当太庙位置再次告急，需要讨论该“祧”谁出去的时候，这些在位时间短、历史存在感弱、缺乏硬核政绩的皇帝，往往先面临被挪出正殿的危机。
后世的臣子和君王在商议人选时，总会煞有介事地拿先皇们的功绩进行逐一对比。没有实打实的文治武功作为支撑，哪怕生前贵为天子，死后在自家祖宗的祠堂里，连一席之地都很难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