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半导体之母”谢希德完成学业，打算回国，父亲暴跳如雷，给她写信说：“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安，我不想让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去。”谁料，不久后，谢希德不仅回国，还带了一个人回来。

主要信源：（人民网——谢希德：领衔中国半导体“破冰之路”）

2000年初春，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一位老人安静地走了。

她叫谢希德，走之前留下一句话，把遗体捐给国家。

这是她和老伴曹天钦早就商量好的事。

谢希德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

母亲走得早，父亲在国外读书，她跟着奶奶在乡下长大。

后来父亲回国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她才被接到北京。

家里到处都是书，她从小就觉得，人活着就该读书做学问。

可老天爷偏要考验她。

她考上了大学，还没去报到就病倒了。

骨关节结核，搁现在不算大事，可那是打仗的年头，缺医少药。

结果她在床上躺了整整四年。

她把能找到的书全看完了，数学、物理、小说、哲学，逮着什么看什么。

后来她说，读书是她对付病痛的办法。

四年后，她硬是靠着自学考进了厦门大学。

然后又一路考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完了博士。

按正常路子走，她完全可以留在美国，舒舒服服过一辈子。

但这时候新中国成立了。

她和男朋友曹天钦早就商量好了，不管多难都要回国。

问题是回不去，朝鲜战争一打，美国政府不让学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走。

谢希德想了个办法。

她借口去英国结婚，先离开美国。

到了英国和曹天钦办了婚礼，蜜月都没怎么过，两个人就开始绕道回国。

折腾了大半个地球，终于在1952年秋天到了上海。

父亲得知她要回国，气得在信里说不想让她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去。

可她还是回来了，还带回了曹天钦。

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回来，她的回答就四个字，我爱中国。

回国后，她被分到复旦大学物理系。

那时候中国的大学物理系啥样？

老师没几个，课程乱七八糟。

谢希德一来，一个人扛起了六七门课，还自己编教材。

最重要的一本，是她和黄昆一起写的《半导体物理学》。

那个年代学半导体的人，几乎没有没翻过这本书的。

1956年，国家决定重点发展半导体。

北大、复旦、南大、厦大、吉大这几所学校被点名，一起搞一个联合培养平台。

谢希德被任命为副主任。

后来搞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的那些骨干，很多人都是从这个体系出来的。

除了教书育人，她还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硬是把实验平台建了起来。

那时候搞半导体，要啥没啥。

关键仪器国内造不出来，进口又难。

谢希德带着人在复旦建起了当时国内领先的实验平台。

很多人不知道，谢希德做这些事的时候，身体一直在出问题。

早年得的骨关节结核让她落下了终身残疾。

中年以后，癌症开始找上门。

1966年查出乳腺癌，刚做完手术就和丈夫一起被隔离审查。

1970年又查出腺癌，1976年第三次癌症复发，医生说必须住院化疗，不然命都保不住。

她没完全停下。

一边住院，一边往学校跑，继续给学生指导，继续盯实验进度。

有学生后来回忆，那几年经常看见她脸色发白、头发稀稀拉拉的，但一说起实验，脑子比谁都清楚。

她还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眼光准。

1977年，国家重新重视科学技术。

那一年，谢希德提出要在中国搞表面物理。

当时国内没人重视这个方向。

她看得远，半导体器件越做越小，很多关键问题就出在材料的表面上。

她推动复旦建起了表面物理实验室，后来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1983年，她当了复旦大学校长，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她干了一件在当时很大胆的事。

打破复旦只搞文理的老传统，把工程技术、生命科学、管理科学这些板块引进来。

很多人不理解，觉得综合大学就该守住文理。

她不这么看。事实证明她是对的。

1995年，和她过了一辈子的丈夫曹天钦走了。

两个人从英国一起跑回来，在上海一起扎根，一起熬过最难的日子。

老伴一走，对她的打击非常大。

2000年3月，谢希德走了。

她走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还算不上强大，但底子已经有了。

一批批成熟的专家成长起来，一个个实验室能跑出像样的数据，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运转起来。

她这一辈子，把最好的精力给了三件事。

半导体物理的教育和研究，表面物理方向的布局，复旦大学的学科建设。

她身上那股劲，那种明知身体撑不住还要往前走的倔强，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