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州，日军30万精锐将60万国军死死困住，眼看插翅难飞，李宗仁几乎绝望，一个杂牌将军突然站了出来：给我一个军，我去断后救出主力
六十万人被三十万日军围在徐州这口大锅里，眼瞅着就要被一锅端了，李宗仁在指挥部里熬了三个通宵，愣是没想出个办法。这种绝境里，谁愿意站出来当那块挡刀的肉？
嫡系将领低头不吭声，杂牌军的心里也犯嘀咕，就在满屋子都沉默的时候，一个平时没人瞧得上的杂牌军长站了出来，说了一句让整个指挥部都愣住的话。
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徐州，天灰蒙蒙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指挥部里那盏油灯，已经连着亮了三个昼夜没灭过。李宗仁站在地图跟前，手指头戳在萧县那个点上，好半天都没挪一下地方。地图上那些红箭头从三面挤过来，跟收紧的绳套一模一样，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慌。
对面是日军三十万精锐，坦克、重炮、飞机样样都不缺。台儿庄那一仗吃了大亏之后，鬼子铆足了劲要报复，就想把这六十万国军全困死在徐州这块地方。听着六十万人挺唬人的，可李宗仁自己心里清楚，这里头大半都是杂牌部队，装备烂得没法看。
川军的步枪膛线都磨平了，打出去的子弹都不知道飞哪儿去。西北军的士兵开春了还穿着单鞋，脚趾头都露在外面。中央军的嫡系没几支，那些好装备、新武器，从来就轮不到这些队伍头上，打起仗来全靠一股子血性顶着。
五月中旬，包围圈越收越紧。南边日军已经过了涡河，北面把沛县给拿下了，西边的装甲部队都摸到萧县城外头了。留给国军的退路，就剩最后那么一条缝，再犹豫下去，连这条缝都保不住。
指挥部的会一轮接着一轮地开，烟蒂扔了满地，屋里全是呛人的雾气。可就是没人开口说话。谁都清楚这个理儿，突围就得有人断后，断后就等于把自己钉在日本人的刀口上，主力撤完了自己能不能活着出来，全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嫡系那几个将领，眼睛都盯着自己的马靴尖看，一动不动。他们手里那点部队是心头肉，折在这儿回去没法交代。杂牌军的将领也不吭声，自己的兵本来就是后娘养的，死了连个补充都没有，凭啥再往火坑里跳。
李宗仁扫了一圈屋里的人，心一点点往下沉。打了半辈子仗，他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绝望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角落里有个人站了起来。这人个子不高，脸膛黝黑，一身军装洗得都发白了，可腰杆挺得笔直，跟风里站了几十年的老槐树似的。
这个人就是刘汝明，第六十八军的军长，地地道道的杂牌出身，原来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底子。收编过来之后，他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军饷排在最后，补装备轮不到他，可要打恶仗、啃硬骨头，头一个想起来的准是他。
当天下午，六十八军就开出了徐州城。没有壮行酒，也没有送行的队伍。士兵们背着旧步枪，腰里别着集束手榴弹，脚步踩得尘土飞扬。刘汝明把指挥部安在了萧县，这是日军西进的必经之路，也是国军西南退路上最后一道闸门。
整整打了一天，日军冲了八次，全被打了回去。日本人的指挥官心里犯嘀咕了，情报明明说徐州的主力都在撤，怎么这块地方还有这么能打的部队。
他们以为撞上了中央军的嫡系，不敢贸然推进，又调了两个联队过来。刘汝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把日军的注意力全都吸在自己身上，拖得越久，主力就越安全。
后来有人问刘汝明，当时怕不怕。他抽着旱烟，烟袋锅子一明一暗，沉默了半天才慢悠悠开口：怕啥，都是中国的地，总不能看着日本人往里头闯。
嫡系也好，杂牌也罢，穿的军装不一样，守的都是同一片国土。很多年过去，徐州的老城墙拆了，当年的战壕也早被黄土埋平，风吹过来只有麦子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