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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南京城下。英国军舰的桅杆挤满了长江江面,耆英和伊里布在江宁下关的静

道光二十二年,南京城下。英国军舰的桅杆挤满了长江江面,耆英和伊里布在江宁下关的静海寺里,和璞鼎查谈判。谈成的东西,后来叫《南京条约》。消息传回北京,道光皇帝在养心殿里独自坐了很久。据《清宣宗实录》里的记载,他这段时间常常"绕殿而行,或至夜不寐"。
 
一个在位三十年、以节俭出名的皇帝,把大清朝拖成了近代史的开局。这三十年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先说一件小事。
 
道光穿的龙袍,袖口打了补丁。这不是野史,《清史稿》里就写着,他"服御俭朴,冠履不敝不易"。大臣们跟风,朝服穿旧的,补丁摞补丁。有段时期,京城旧衣铺里带补丁的官服,比新的还贵。
 
节俭到这个份上,按理说国库该充盈。
 
可事实相反。道光元年,户部存银还有两千多万两;到道光二十年前后,已经不到一千万两。皇帝一个人省吃俭用,省下的那几万两银子,填不上一个漕运衙门的窟窿。
 
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他省错了地方。
 
道光的节俭,更像一种姿态。他抠自己的口粮,抠嫔妃的胭脂钱,抠御膳房的一碗片汤。可对真正吃钱的大项——河工、漕运、盐政、军费——他既没魄力大改,也没本事细查。
 
道光五年,南河决口。治河大臣栗毓美报销银两,一次就是几百万。这些银子究竟花在哪里,连道光自己也说不清。他只能在朱批里写:"览奏殊为焦灼"。焦灼归焦灼,人还是照旧用,银子还是照旧拨。
 
这种"抓小放大"的做派,贯穿了整个道光朝。
 
再说鸦片。
 
道光对鸦片深恶痛绝,这一点没问题。他自己年轻时抽过烟枪,后来戒了,深知那玩意的害处。道光十八年,他派林则徐去广州禁烟,虎门销烟六月里烧了二十多天,一百一十多万公斤烟土化成灰。
 
这是有担当的一手。
 
可英国人的军舰开到大沽口外,道光又慌了。琦善去广州,答应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道光一听,气得要杀琦善,派奕山南下打仗。
 
奕山打了个败仗,反过来私下答应赔款六百万,道光又批准了。到了道光二十二年,英军攻破镇江、逼近南京,朝廷再派耆英、伊里布去谈判,《南京条约》一签,该赔的钱、该开的口岸、该割的地,一样没少。
 
从林则徐禁烟到《南京条约》,前后不过四年。同一个皇帝,时而强硬,时而软弱,决策像天气一样阴晴不定。前方将帅摸不清朝廷的心思,只能报喜不报忧,越报越离谱。
 
奕山在广州吃了大败仗,给朝廷的奏报里,居然写成"歼敌数百,英夷乞和"。道光信了,还下旨嘉奖。
 
这不是奕山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官场都在拿假话哄皇帝。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皇帝自己也不想听真话。真话意味着要动手改,要花钱,要担责任。道光的性格里,恰恰缺了这一股狠劲。他勤政,每天批折子到深夜,可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真到大事上,又反反复复,拿不定主意。
 
大学士曹振镛给他总结过一句话,后来广为流传:"多磕头,少说话"。这句话据说是曹振镛教门生的官场秘诀,《清史稿》和一些笔记里都提过,说法不一,真假难辨。可道光朝的政治风气,确实就是这样。
 
大臣不敢说真话,皇帝听不到真话,底下的窟窿越捂越大。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立储那件事。
 
道光晚年,在两个儿子里挑接班人。四阿哥奕詝老实听话,六阿哥奕䜣聪明能干。按能力说,奕䜣更合适;按性子说,奕詝更让老皇帝顺心。
 
据《清史稿》里的说法,道光曾让两个儿子去南苑打猎,考较本事。奕䜣猎物最多,奕詝一箭未发。道光问他为什么,奕詝答:"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道光大喜,觉得这孩子"有仁心"。
 
于是奕詝当了皇帝,就是后来的咸丰。
 
这段记载后世多有争议,有说法认为是奕詝的师傅杜受田教的话术,可无论真假,道光的用人取向,一览无余。他要的不是能打天下、能收拾烂摊子的人,他要的是一个像自己的接班人。
 
结果咸丰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一起爆的烂摊子。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全在咸丰这十一年里砸下来。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在圆明园慎德堂驾崩,享年六十九岁。他留下的遗诏里,一再强调自己不配"郊配"、不配"称宗",要求丧仪从简。
 
到死都在节俭。到死都没明白,大清的病根,不在他吃的那碗片汤上。
 
慎德堂如今早已不在。圆明园的废墟里,只有几段石阶,还留着当年的样子。
 
参考资料:《清史稿·宣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清宣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